中国农村现代化转型背后的问题：社会化和公共性不足

现代化进程或现代化转型在社会和农村社区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转型与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这些领域的发展或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社会、农村社区都要做现代化转型处理。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人们在观念上和认知上尚未能及时就某些事物建立起相应的思想意识，没有形成行为规范。而在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中，社会化和公共性不足问题最为突出。

一、公共性重建的现实困境

中国农村社区现代化转型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社会成员的深度社会化建构。这一社会化进程要求个体不仅能够理解、尊重社会领域的规范体系，更需形成对规范的自觉践行意识——此规范区别于强制性规则，是基于社会共识形成的、具有普遍认同基础的行为准则体系。从社会互动维度考察，社会化成熟的个体应具备参与现代社会关系建构的能力，能够在公共场域中实现积极有效的社会互动。

当前转型进程中凸显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空间认知的分化——部分群体已形成明确的公共空间边界意识，而另一部分群体仍保留传统聚居模式下的空间认知惯性。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专业化分工与个体化趋势的强化，重构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的行为准则已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在农村社区现代化转型语境下，公共性建构既表现为空间场域的概念界定，更体现为行为层面的意识自觉与实践遵循。当前农村社区公共空间、设施及服务的供给体系中，政府虽作为主要责任主体，但其单一供给模式存在明显的效能局限——单纯依赖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设施建设及服务供给方面的投入，已难以满足现代化转型的系统性需求，亟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公共性建构机制。

二、社区团结合作的必要性

在农村现代化转型语境下，社区团结合作机制的建构已成为突破治理困境的必然选择。从历史维度审视，传统合作模式长期依赖政府行政力量推动，其本质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性安排。而改革开放后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土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调整，实质性提升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主体自主性，为社会力量的自主合作创造了制度空间。

当前农村发展面临政府公共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现实约束，农村福利供给、社区服务与照顾体系建设存在显著缺口，特别是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重驱动下，农村青壮年人口结构性外流引发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空心化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构建以个体激励为基础、以家庭单元为参与主体的团结合作机制，成为弥补政府供给不足、激活社区内生治理动能的关键路径。

总而言之，现代农村社区的团结合作已超越传统协作范畴，演变为整合家庭理性与社区公共利益的治理创新。其必要性不仅体现在应对人口结构变迁带来的服务缺口，更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框架，将分散的家庭经济主体转化为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化力量，从而在政府公共投入有限的约束条件下，构建可持续的农村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体系。

三、农村社会工作的任务

农村社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在于以社区整体及群体成员为工作对象，通过赋能机制支持其以团结合作形式参与社区治理，进而实现福利生产与问题解决的系统性目标。从参与动机维度分析，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需求表征尚不显著，而福利供给与服务保障构成其参与治理的核心驱动力——村民对社区事务的介入意愿，本质上源于对自身可获得的照顾服务的功能性期待。

构建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作为推动共同参与的核心路径，其价值在于将服务供给转化为参与动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在于推动社区从被动转型向自主发展演进，这一进程以社区能力建设为基础支撑。鉴于我国的国情，中国福利供给体系需规避西方高福利模式的路径依赖，构建政府与社会协同供给机制成为必然选择，而社区能力作为社会合作能力的具象化呈现，涵盖治理能力，如村民参与度、组织管理效能等；文化能力，如本土文化反思与创新等；物质基础设施能力，如公共服务载体建设等；环境能力，如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等多维架构。

总而言之，农村社会工作的任务体系可解构为：以社区多元能力提升为基石，以促进社区团结为纽带，以支撑社区行动为抓手，最终达成农村发展的系统性目标。在此进程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构成关键支点——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与群众凝聚力，本质上通过服务供给效能得以实现。唯有将服务导向贯穿于党建工作的全过程，方能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通过精细化服务供给凝聚治理共识，形成“服务促参与、参与促合作”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机建构。

结 语

综上所述，农村现代化转型是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必然选择，但其进程中暴露的社会化不足与公共性缺失问题，亟待通过系统性重构破局。公共性重建需突破政府单一供给的局限，在厘清个体与集体空间边界的基础上，建立兼具共识性与自觉性的规范体系；社区团结合作则要从行政推动转向内生驱动，以福利供给为纽带激活家庭与个体的参与动力；而农村社会工作需以提升社区治理、文化、环境等多元能力为核心，在政府与社会协同供给福利的框架下，推动基层党组织以服务为抓手凝聚群众力量。

这场转型本质上是对农村社会关系与治理逻辑的重塑，唯有将公共意识培育、合作机制构建与专业服务介入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破解社会化不足的现实困境，让农村在保留本土特色的同时，形成政府引导、社区自治、专业支撑的协同共治格局。这不仅是完成空间形态与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蜕变，更是实现农村社会从“被动转型”到“主动发展”的深层变革，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