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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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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技术哲学:论布洛赫对马克思科技观的丰富及当代价值

日期: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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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T11版:理 论       上一篇    下一篇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日趋明显。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如何看待科技、如何引导科技发展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重视。通过揭示科技同生产力、异化及人本价值的三重辩证关系,马克思为审视科技问题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布洛赫创造性地用希望哲学为马克思的科技观作出补充,构筑了一种希望的技术哲学。这种理论不仅回击了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中立论,同时为探索技术民主化的实践路径、调和工具理性与人本价值提供了辩证启示。

一、作为布洛赫技术哲学理论基石的马克思科技观

马克思的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重要体现,它围绕着科技与生产力、科技的异化、科技与人的关系三重维度进行建构,深刻反映了在工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语境下,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马克思科技观的核心价值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了科技的社会属性,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将科技视作孤立的知识体系,马克思将技术嵌入劳动、资本与阶级的动态网络中。这种科技观直接影响了后世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并奠定了布洛赫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科技观内容的三重维度存在着内在联系,其核心在于对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界定。马克思在系统考察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后,首先科学地明确了科技的生产力性质。他指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一论断突破了将科技视作单纯知识领域内容的认知方式,并将科技纳入了生产领域。在科技的推动下,大机器生产体系颠覆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模式,并把巨大的自然力融入了生产过程。“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深入剖析了科技对生产力三要素的变革作用:在劳动者方面,科技催生了以机器操作为主的新型产业工人;在劳动资料方面,科技将生产的简易工具升级为高效的机械系统;在劳动对象方面,科技在扩大原材料应用范围的同时开发了大批新型生产材料。这种三重维度的变革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进而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科技对生产力的解放并未带来普遍福祉,在私有制框架下,科技反而从进步性的解放力量异化为支配人的枷锁。为了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一方面不断加剧对工人的剥削,另一方面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来提高效率,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贬值”,工人的生活地位愈发没有保障,进而沦为“机器的附属品”,生存的压力也迫使原本置身工业生产活动之外的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资本的剥削压迫日渐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也使人改造自然的力量空前强大,资本的逐利性要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这种无序化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技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成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重要推手。此外,科技协助资本主义逐步确立了世界霸权。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为资本侵略提供军事支撑,指南针揭开了世界市场的面纱,印刷术成为宣扬资本逻辑的手段。科技的武装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必要支持,也标志着其异化为与和平相对立的东西。

尽管科技在资本逻辑的规训下沦为异化力量,但马克思并未否认科技的解放潜能,异化根源于生产关系而非科技,这种辩证视角为理解科技与人本价值的统一提供了线索。一方面,科技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发展植根于人的实践需求。马克思指出,“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这种对象化的过程表现为人运用科学不断探索自然规律,并通过技术将所认知的规律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其演进逻辑充分论证了人的主体地位,也揭示了科技进步植根于人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科技在推动生产力解放的同时,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可能空间。科技的应用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个体摆脱生存性的劳动束缚提供了可能,并逐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进。

通过科技生产力论、科技异化论与科技人本论三重逻辑演进,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科技同社会历史发展的互动规律,同时为后继者深化对科技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囿于其特殊的时代语境与现当代科技爆炸性发展的错位,马克思的科技观也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基于经济视角对科技的解读存在低估科技自身逻辑独立性的可能,同时对非经济因素的科技社会建构解释的有限性等问题。这种局限为后续理论的补充提供了空间,布洛赫的技术哲学正是其中的典范。布洛赫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温暖的补充”,即对尚未存在的可能性的希望。通过将希望融入马克思科技观,布洛赫的技术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丰富,这种新发展也将科技导向了“人的全面解放”。

二、技术作为“尚未存在的实践”:布洛赫的技术哲学

马克思科技观的论断为布洛赫的技术哲学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根基。在继承马克思理论精髓的同时,布洛赫仍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框架需要充分容纳人类主体性的“乌托邦冲动”:即人类对理想社会与完满状态的渴望与追求。在他看来,恰恰正是这种冲动推动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而科技作为承载人乌托邦理想的工具必然指向人的全面解放。为此布洛赫创造性地用希望哲学对马克思科技观做出了补充,构筑出了一种希望的技术哲学。

布洛赫技术观的哲学根基在于其希望哲学中独特的“尚未存在”本体论。在布洛赫看来,希望作为至高的情绪具有坚定的意向性且其“有能力逻辑地和具体地自我校正和敏锐化”,而人作为希望的承载者永远不会停止期待和想象,这种希望并不局限于认识论,他强调要在本体论层面恢复希望维度,将视角从“存在是什么”转向“存在应是什么”上来,在动态的世界生成中思索未来意义的“尚未存在”,即包含着未来生成和存在的可能要素而在过去和现在的意义上并未完全存在着的存在。“尚未存在”本体论以鲜明的人的主体性为基础,它率先揭示了世界的开放性本质,其作为尚未完成的存在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要素,并处于永恒的动态生成过程中。这种开放性为人提供了实践空间,作为现实世界的能动主体,人总是在希望维度与乌托邦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改造现实世界,将“尚未存在”的可能转化为现实,使世界趋向完满。改造世界实践的不断深化要求人们不断突破既定存在的限制,由是技术便作为身体机能的延续伴随着人的实践活动而发展。因此布洛赫指出,技术作为“尚未存在的实践”是人类乌托邦追求的具象化表达,“恰恰通过技术,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这一过程不仅指向物质变革,更是对人解放潜能的释放。

然而先进科技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马克思所预言的科技异化现象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科技流水线的模式通过动作标准化将生产者驯化为机器的附庸;工具理性将效率至上的资本逻辑内化为社会认知规范,人的创造性活动被降级为简单的技术程序。“从前挣脱锁链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重新成了锁链本身”,布洛赫指出,这种异化现象根源于科技与资本逻辑的深度结合。一方面,资本通过技术革新不断突破物质生产壁垒,并将科技不断转化为价值增值的工具;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则通过消解主体的批判意识,为资本主义的剥削统治披上“科学必然性”的合法外衣。由此,科技中立性的本质被彻底瓦解,科技本身也逐渐沦为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权利关系载体。

尽管布洛赫揭示了科技异化的严峻形势,但他并未如法兰克福学派后裔般掉入“技术即压迫”的悲观主义漩涡,在他看来,技术中仍保留有“乌托邦的剩余”,即未被完全驯服的解放潜能。布洛赫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科技与人本价值的辩证逻辑,他强调异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非科技本身,“如果发明不是为利润经济而是为经济所需推动,它就能重新拥有现实的乌托邦。如果以最高状态的技术‘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这一社会主义法则,最终取代‘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这一资本主义法则,那么发明就能找回具体的、本真的功能”。基于此布洛赫对马克思的技术解放思想进行了三维补充,主张使技术服务于人的完满性追求。

首先,技术能够推动物质解放。布洛赫继承了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视角下对科技服务于人的解放的可能性阐释,在他看来,这种观点至今并未过时,技术仍是人们摆脱物资匮乏状态并走向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自动化与流水线的生产模式为人们摆脱重复性劳动,并从机器中解放提供了可能,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为人们从事主体性的创造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在自动化的时代语境下,物质生产活动的门槛降低,人们能够自主生产生活必需品,从而推动人们摆脱对物的依赖性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次,技术能够推动精神解放。受德国表现主义艺术活动的启发,布洛赫主张技术应超越工具理性的限制,成为实现人的尊严与艺术的载体。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更改变了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人的交往边界;数字化工具的应用降低了艺术创作的门槛;自媒体的普及拓宽了文化传播的距离。审美话语权逐渐大众化,艺术创作不再为精英阶层垄断,转而成为公众参与的精神实践,技术本身也由此升华为解放主体创造力的媒介。

最后,技术能够推动社会解放。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布洛赫强调技术发展应服务于社会需求,并主张技术资源的社会占有,如他所说:“与其说技术需要未来的计划,不如说他更需要社会。”在私有制条件下,技术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它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技术的解放潜能,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在公有制和民主控制下,技术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因为“社会主义的迫切课题是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而不是改变某种总归先进的、很容易接受的技术”。

在技术爆炸性发展的历史语境下,布洛赫创造性地用希望哲学对马克思科技观作了补充,主张在技术异化的遮蔽下发掘其中未被完全驯化的解放潜能,这种探索为重构技术与人本价值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理论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三、布洛赫技术哲学的当代价值

布洛赫的技术哲学诞生于工业文明的鼎盛时代,其理论内核始终贯穿着对技术异化与解放潜能的辩证审视。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这种思想不仅为透视技术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也为探索技术民主化路径注入实践动能。

在理论维度上,布洛赫以其独特的希望哲学为马克思的科技观作了补充。布洛赫在继承马克思关于历史客观规律制约生产力的论断基础上,通过“尚未存在”本体论为技术补充了可能性维度,他揭示了技术的“尚未完成性”,并强调技术发展既受制于既定物质条件,也取决于人类实践的乌托邦精神。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能够通过自身能动性打破既定现实的束缚,并实现乌托邦理想的现实转化,这就为马克思科技观注入了动态的开放性因素;再者,布洛赫基于马克思的科技“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其升华为了“主体存在论批判”,同时将马克思强调的“经济解放”升华为“存在解放”。布洛赫将希望注入技术,其实质正是用乌托邦精神超越工具理性,使其服务于人的更美好生活需要。在他看来,技术的终极意义就是帮助人实现“完满性的存在”,因此布洛赫并不满足于马克思物质经济向度的解放,而是将技术的解放潜能拓展至精神与社会领域,指向人的全面解放的终极目标。这种价值伦理向度的设定也为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规划了前进方向。

同时,布洛赫对技术可能性维度与解放潜能的强调回击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悲观主义。马尔库塞指出,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彻底异化为阶级统治和操纵的工具,工具理性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构筑起难以突破“铁笼”,这种观点进而导向了宿命论的技术悲观主义,并深刻影响了人对技术的普遍认知。而布洛赫却将技术锚定在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中,在他看来,技术本身具有解放潜能,其异化并非必然,而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技术的真正命运始终与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取决于阶级斗争与人类实践的选择。这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态视角为技术注入了革命性的希望,也驳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基调。

此外,希望的技术哲学为破除21世纪资本主义宣扬的“技术中立论”提供了独特思路。技术中立性的话语体系将技术异化现象归咎为使用者的“操作不当”,却回避了资本如何扭曲技术发展方向的现实问题,这种观点实质上掩盖了技术发展背后的资本权力逻辑。布洛赫强调技术绝非中立性的工具,而是嵌入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中的、承载着解放潜能的“尚未存在”。他主张激活技术的希望向度,呼吁以辩证的乌托邦精神重构技术伦理,将技术重新锚定于人的解放目标,并通过技术民主化与公众参与打破资本对技术创新方向的垄断。这种思路揭示了技术的真正中立性恰恰在于它能否为人民与社会发展服务,成为通往“尚未存在”的世界的桥梁。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大叙事体系下,布洛赫的技术哲学仍能以其独到见解为我们提供实践动能。布洛赫主张技术应服务于人的完满性追求,这就要求技术应以推动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为导向。这种观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获得了鲜明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科技的发展应当始终与改善人民生活相一致,与为人民谋幸福相一致。正是在这种正确的价值引导下,我国的科技建设才能永葆活力。

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发展价值导向要求必须深入探索技术民主化道路。布洛赫主张公众通过实践参与成为未来社会的建构者,技术作为“尚未存在”的实践手段不应为少数精英垄断,而是成为公众赋能的工具,通过开放、协作与参与式设计实现乌托邦。这就要求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为技术民主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完善反技术垄断的法律法规,强化技术监督与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加强公民参与,设立数字民主平台;同时开展全民数字素质教育,确保人民群众在共享技术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能够运用技术参与实践活动。

布洛赫将技术重塑为一种“希望实践”,启示我们技术的终极价值并不在于它究竟“是什么”,而在于人类在技术的帮助下“可能成为什么”。这种希望的技术哲学敦促我们自觉将技术纳入人类自我超越的创造性进程,以乌托邦精神对抗异化的工具理性,最终实现技术与人性的辩证统一。

结 语

综上,布洛赫创造性地将希望哲学注入马克思科技观,试图通过技术解放人类潜能、构建理想社会。这种探索尽管具有重要价值,但其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乌托邦主义的空想性使其过度依赖技术发展的完美预设而淡化了资本逻辑的现实制约;实践转化的具体路径模糊,技术如何突破异化困境缺乏具体操作性框架;对人性本质的乐观假设低估了技术加剧异化与垄断的可能。因此,我们应以辩证视角鉴纳布洛赫的技术哲学。既要肯定技术作为“希望原理”的能动性,亦需警惕乌托邦主义的非历史倾向;既要汲取其对技术民主化的启示,亦需以实践补足其路径缺失。唯有在理想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之间保持张力,方能真正发挥布洛赫科技观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