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宗棠在晚清新疆治理中首创“文化润疆”实践体系，从屯田水利、儒学教化与制度重构三重维度，构建了“经济共荣—价值共享—情感共鸣”的治理范式。其治理实践以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为理念，统筹军事、经济与文化策略，推动边疆从物理整合转向精神认同。通过“三屯并举”重构生产共同体、双语教育传播儒家伦理、善后局制度创新，左宗棠破解了边疆治理中的族群隔阂与认同危机。这一历史经验揭示了物质基础托底、文化浸润铸魂的治理逻辑，为当代铸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同感提供了历史镜鉴。其治理智慧在新时代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实现现代转化，彰显边疆治理的历史连续性。
关键词：左宗棠；文化润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治理
引 言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明交汇的战略枢纽，其地缘价值与文化生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具有特殊地位。晚清时期，边疆危机与民族矛盾交织，左宗棠以“经世致用”理念主导西北治理，通过屯田实边、兴修水利、广设义学等举措，不仅实现了边疆稳定，更开创了以文化整合促进民族交融的治理范式。这种将“文化润疆”理念融入边疆治理的实践，与当前铸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同感的战略部署形成历史呼应。
既有研究在左宗棠西北治理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早期研究聚焦军事收复与屯田政策，杨东梁等学者揭示了其经济重建意义；近年研究转向文化治理维度，赵卫宾通过分析晚清新疆礼制建设，指出左宗棠将程朱理学作为价值整合工具；杨红伟则从湘军集团文治实践切入，探讨通俗教化对族群关系的调适作用。这些研究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存在三方面拓展空间：其一，现有成果多侧重单一治理措施分析，缺乏对“物质—制度—精神”协同治理机制的系统考察。如《左宗棠对西北水利开发与建设的贡献》等文章所述水利建设与《晚清新疆建省前后的礼治教化与社会影响》一文中所述礼制改革的内在关联尚未深入揭示。其二，晚清边疆治理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同感的历史逻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文化整合如何转化为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阐释不足。其三，当前文化治理研究多聚焦现当代，对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路径探讨有限。
本文拟突破传统军事史、经济史研究范式，立足文化治理视角，结合历史学、民族学跨学科方法，系统梳理左宗棠治疆实践中“文化润疆”的三重维度——通过屯田水利夯实物质基础、依托行政重构制度文明、借助儒学礼俗塑造精神认同，揭示其从“边疆稳定”到“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为铸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同感提供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与实践参照。
一、晚清新疆治理的历史语境
（一）边疆危机的多重挑战
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陕甘回变之机入侵新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其统治范围北抵阿尔泰山，南至昆仑山麓，东起哈密，西达喀什噶尔。更严重的是，1871年沙俄趁乱强占伊犁，新疆面临被肢解为“俄属突厥斯坦”与“英属缓冲带”的危局。正如左宗棠奏折所言：“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
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更实施系统性文化侵蚀，造成双重认同困境：部分上层王公出现亲俄倾向，而底层民众因清廷治理缺位产生离心。南疆人民“但知条勒，不知朝廷”现象，凸显清廷政治权威的严重流失。
清廷传统“分而治之”政策在咸同时期彻底失效：北疆土尔扈特蒙古因阿古柏劫掠流离失所，南疆维吾尔伯克制度滋生腐败。
（二）左宗棠的边疆治理理念
左宗棠的治理哲学深植湖湘学派传统，其少年师从贺熙龄研习《朱子全书》，形成“穷理致知”“躬行实践”的思维特质。在新疆实践中，他将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理论创造性转化：既强调“天理”统摄下的国家主权不容分割——“尺寸不可让人”，又主张“因俗而治”的柔性策略。这种超越族群界限的治理思维，正是理学“民胞物与”精神的实践。
1874年清廷“海防大讨论”中，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系统阐述“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战略观。针对李鸿章“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的弃疆论，他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国防链环。这种战略思维在新疆建省举措中得到延续：1884年新疆建省打破军府制藩篱，将伊犁将军辖区纳入行省体系，实现军政一体化，使国防前线与行政建制深度耦合。
左宗棠的治理蓝图包含三重战略层级：短期“剿抚兼施”恢复秩序，中期“修浚河渠、分设义塾”重建根基，长期“设行省、改郡县”制度创新。1875年屯田奏折，创造性地将民屯、军屯、犯屯结合。这种治理模式突破传统羁縻政策局限，正如其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总结：“置省分治，事权归一，百年之利也。”
二、左宗棠“文化润疆”的实践体系
（一）物质基础构建：从生存保障到经济共同体
左宗棠深谙“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治理逻辑，将物质基础建设作为文化浸润的前提。在屯田实边层面，其创新性实施“三屯并举”策略：通过军屯解决西征军粮问题，以民屯安置陕甘难民，借犯屯改造刑事人员。至1880年，乌鲁木齐屯区“阡陌纵横，鸡犬相闻”，形成“兵民共耕、汉回杂处”的生产共同体。这种生产关系的重构，打破了传统游牧与农耕的族群分工壁垒，为文化交融奠定物质基础。
水利兴修则体现生态治理智慧。左宗棠将坎儿井改造纳入系统工程：在吐鲁番盆地组织军民挖185处，采取“以工代赈”方法，各民族共同劳动。“民有恒产则礼义生”的经济—文化互动机制由此激活。
富民振兴聚焦经济重建。左宗棠在新疆治理中注重结合地域特色发展生产，通过推广桑棉种植与纺织技术，实现经济与文化双重效益。具体措施上，据史料记载，1880年，左宗棠从浙江湖州招募熟悉蚕务者60人，带着桑秧、蚕种、蚕具进疆，前往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设局教授植桑养蚕技术，推动当地逐步发展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纺织轻工业中心。同步推进军工与民用工业布局，设立火药局提升军事装备自给能力，创建农具制造局推广新式农具，并依托阿克苏制造局等机构探索矿产开发。这种多元产业格局为边疆经济注入活力。通过官办引导、商办承接的模式，鼓励各族民众参与纺织、采矿等产业，形成跨民族协作的生产网络。例如在喀什等地，丝绸产品经改良后远销中亚及内地，实现“以土产易金银”的商业循环。这种经济共生关系有效弥合了文化差异，成为强化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纽带。
（二）精神文化塑造：从经典教化到情感共鸣
左宗棠在新疆推行儒家教育时，基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汉文认知水平，采取了梯度化的知识传播策略。针对维吾尔族民众普遍存在“语言隔阂、文字不通”的现状，其教材投放体系分为三阶段递进：启蒙奠基阶段首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蒙学读物，通过“楷书仿格”强化汉字书写训练，同步将《四字韵语》《杂字》等实用识字手册纳入课程，建立基础汉文认知框架。双语过渡阶段在征收文告、法律公示等场景首创“汉文居中，回文旁注”的双语对照模式，如在赋税券票上采用“户名数目双语标注”，既保证政令通达又兼顾文化适应性，这种“以实用促学习”的设计使文书理解率提升逾七成。文化浸润阶段待识字量达标后，系统引入《孝经》《小学》等儒家经典，并配套《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等融合法治与伦理的复合型教材。通过“日诵经义、摹写礼法”的浸润式教学，三年内培育出笔姿秀丽、通晓告示的蒙童群体，父兄辈“以读书为荣”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这种“由浅入深、双轨并行”的教材体系，使儒家教育突破语言壁垒，在光绪六年已建成37所义塾，形成“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的文化传播效应。
圣谕宣讲构建价值共同体。收复新疆后，为使清朝律法在民族地区家喻户晓，左宗棠指令刘锦棠，“译刊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卷，刷印多本，分发各城义塾及大小伯克头目诵读讲解，并令传告乡民共知”。左宗棠不仅多次颁发《严禁邪教》各告示暨《钦制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张贴邮亭，“务使颛蒙易晓”，还将《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颁发镇迪道各属，朔望宣讲，“相期妇孺周知，将见道一风同、胥归诚朴”。南疆义塾渐次设立后，左宗棠又将哈密军装局所存《圣谕广训十六条（附律易解）》，颁发南路八城及哈密、吐鲁番各厅州县，“每属各发四十部，转发各该塾童，饬塾师明白讲解（诵）读，相勉于善”；同时颁发各城头目，“互相宣讲，家喻户晓”。
该清朝的举措有效改善了新疆各地的社会秩序。对于偶尔出现的土匪杀人越货、持械抢劫等案件，一经审讯核实，便会依据军法在当地立即予以严惩；对于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则分别处以枷号示众或者杖刑，之后责令其具结保证，予以释放。在“地方刚收复，民心尚未稳定”的特殊时期，依照清朝律令进行惩处，而非任由少数民族的伯克制断，这不仅有助于民众接受法治教育，对整顿社会秩序、稳定战后新疆的政局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制度创新：从军事管制到文治体系的重构
左宗棠在新疆治理中突破了传统军府制的路径依赖，构建起军政协同的治理架构。在收复伊犁过程中，其创设的“善后局”制度具有过渡性政权特征：统辖民政、司法、财税等事务，形成“军管为表、文治为里”的治理范式。以阿克苏善后局为例，其职能细化为屯垦、税赋、教化、司法四大板块，这种精细化管理使边疆治理从粗放型向制度化转型。
制度创新的突破性体现在：其一，在司法领域实行“律令统一”的渐进改革，针对命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强制适用《大清律例》，而民事纠纷则保留“回例”调解机制；其二，财税体系推行“摊丁入亩”改革，将阿古柏时期的“包税制”改为按土地等级征税。这种制度创新使边疆治理从“权宜之计”升华为“长治之策”，为1884年新疆建省奠定制度基础。
（四）社会关系调适：从物理共存到心灵交融
周铁真《教民歌》能受到左宗棠湘军集团内部的重视，甚至被反复刊印，概因其除具有一般教民歌尊礼重法、劝民生养的共性外，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浓郁的区域社会色彩与明确的问题针对性。艺术再创作使官方话语转化为民间共识。
以工代赈催化深度交往。左宗棠在水利工程中推行的以工代赈策略，体现了其“民本优先”的治理智慧。他打破传统徭役制度，创新采用有偿劳动机制：在新疆渠道修建中，采取“官督民办、秋偿粮赋”的弹性政策——由官府主导干渠建设，支渠工程则招募民众参与，承诺“秋收后以粮代酬”结算工价。这种将民生救济与工程建设相结合的方式，相较于清廷过往的强制征役及阿古柏政权的奴役剥削，显著提升了民众参与积极性。物质劳动的精神升华，使族群融合从政策驱动转向内生自觉。
左宗棠的“文化润疆”实践，构建了“经济共荣—价值共享—情感共鸣”的三维治理体系。通过屯田水利奠定交往基础，依托儒学礼俗整合文化认同，最终在社会关系调适中实现心灵交融。这种将“硬治理”与“软浸润”相结合的边疆治理范式，不仅为晚清新疆的长治久安提供解决方案，更为当代铸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同感提供了历史智慧：文化认同的构建需要物质基础托底、情感共鸣催化，最终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
三、当代启示与历史镜鉴
（一）边疆治理的历史实践体系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构建的“文化润疆”治理体系，形成“经济筑基—制度固本—文化铸魂”的完整链条。其核心在于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向建构，实现边疆地区从军事管控到文明整合的治理范式转型。
1.经济共荣：重构生产共同体
左宗棠推行“三屯并举”策略（军屯、民屯、犯屯），在吐鲁番组织军民开挖185处坎儿井，创立“以工代赈”的劳动协作模式。1876—1880年间，乌鲁木齐屯区耕地，形成“汉回共耕、兵民同作”的生产格局。这种经济互嵌模式在当代新疆得到创造性发展：2024年新疆GDP增速达6.1%，高于全国，印证了经济共生对民族团结的支撑作用。
2.制度创新：军政一体的治理变革
1884年新疆建省打破军府制藩篱，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将民政管理与军事防御深度耦合。左宗棠在《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强调的“事权归一”原则，为现代“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治边机制提供历史参照，彰显制度创新的治理效能。
3.文化浸润：铸牢精神纽带
左宗棠创建的37所义塾构建起“识字—明理—习礼”教育体系，通过《圣谕十六条》等通俗教化实现“礼制下乡”。现代新疆创新实施的“嵌入式”双语教育。“十二木卡姆数字化工程”将非遗艺术转化为3D影像资源，展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
（二）边疆治理的现代性转化
左宗棠治理智慧在新时代呈现三大转化维度，为破解边疆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1.从“羁縻怀柔”到“系统治理”的范式升级
左宗棠突破传统“因俗而治”局限，构建“军事—经济—文化”三维治理体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新“耕战结合”模式，边境团场建成“军垦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带，实现戍边与兴边的有机统一。
2.从“文化传播”到“认同建构”的深层转化
左宗棠通过《教民歌》艺术化改造实现儒家伦理的民间渗透，这种“柔性浸润”策略在数字时代发展为融媒体传播体系。“石榴云”平台打造的《新疆故事》系列微纪录片；喀什古城改造中传统民居实现保护性利用，形成“文化共生”的鲜活样本。
3.从“差异管控”到“共同体构建”的治理跃迁
左宗棠“大杂居小聚居”空间规划思想，在乌鲁木齐“民族团结大院”实践中发展为“嵌入式社区”模式，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的实践价值。
（三）边疆治理的当代启示
左宗棠治理实践对新时代边疆治理具有三重启示，其历史智慧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释放治理效能。
1.治理逻辑：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辩证法
左宗棠“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的战略思维，在当代转化为“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的治理方略，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结束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回国后，在乌鲁木齐专门听取自治区和兵团工作汇报，明确要求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
2.动力机制：激活传统智慧的现代势能
数字技术赋能使传统治理智慧焕发新生。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人工智能建模技术，对坎儿井竖井进行初步识别、测算和标记，可以精准定位坎儿井的点位信息，记录其全方位保存状况，并生成标准化的平面图、位置图，最终统一录入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库；伊犁将军府依托自治区援疆资金，通过“AI数字讲解员+MR沉浸式体验”等数字技术实现服务升级，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与宝贵经验，打造铸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同感教育实践基地。这种“技术+文化”的融合创新，构建起传统治理经验的现代表达体系。
3.价值指向：筑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同感
左宗棠“礼俗互鉴”的治理哲学，在当代新疆升华为“五个认同”教育体系，在生产实践中深化民族情感交融。在符号建构层面，左宗棠刻意塑造的“杨柳意象”与当代的“石榴籽隐喻”形成意象传承。这种从植物符号到共同体符号的演变，揭示了中华民族认同建构中“自然意象—文化符号—政治象征”的转化规律。乌鲁木齐红山公园“左公柳”保护工程与“民族团结林”建设的并置，正是这种符号政治的现实演绎。
结 语
左宗棠的边疆治理实践，本质是通过文明秩序重构实现国家认同的深层建构。其揭示的“经济互嵌筑基、制度创新固本、文化交融铸魂”治理规律，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同感提供历史坐标系。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更需激活传统治理智慧，将“文化润疆”的历史经验转化为现代治理效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谱写边疆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的新篇章。正如哈密左公祠楹联所书：“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种古今治理智慧的创造性对接，始终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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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项目《左宗棠全集》新疆资料汇编（XJEDU2023J011）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