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庆（南京）
今年清明节前夕，我曾计划回乡为母亲扫墓，阴差阳错终致未能如愿。或许是心存愧疚吧，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隔三岔五就会梦见母亲，她白发苍苍，同兄弟及邻居们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唯独不和我搭话。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25年了，她生前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梦中相见醒来后，我总是唏嘘不已，泪湿青衫。
母亲生于1921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而她的人生打小就充满着苦难与艰辛。她娘家姓程，同我们徐家隔着一座大山，7岁时父母双亡，和5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因我的祖母是她的堂姑，经祖母斡旋，母亲来到我们徐家当起了童养媳，算是有了安身之地。在旧社会童养媳是不受人待见的，加上娘家没有靠山，虽有姑姑呵护，但洗衣做饭及种菜、打猪草、砍柴火、下田插秧等苦活累活是少不了的，无论春夏秋冬常常是鸡鸣即起、戴月而归，小小年纪就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卑微的地位让母亲早早地成熟起来，伺候公婆、洗衣浆衫很是到位，因而得了家族长辈和邻居们的认可。1947年冬，我们家乡解放了，也就在那年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即我的姐姐，从此母亲的生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扬眉吐气，主持家务、参加妇女组织和各种社会活动，十分活跃。我长大后母亲谈起往事，难免会流露出几分苦涩兼带自豪。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我们姐弟5人吃饭和读书最为重视。随着我和几个弟弟的出生，连同高祖母、祖父母，我们家成了10口人的大家庭，山区水田稀缺，生产队集体分粮不多，部分口粮靠国家供应，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是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能够让全家有吃的成了母亲的头等大事。为此，她白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早上和晚上迈着小脚与父亲上山开荒，栽山芋、种玉米和瓜菜，收获不小，使一家人在那段困难时间里没有饿肚子。那时主食细粮很少，一日三餐她多是吃山芋、南瓜、玉米，省下大米、面粉给长辈和孩子们吃。日常生活中，家里偶尔也会杀只鸡或买一二斤猪肉，她总是做好给大家吃，自己连汤也不喝一口。有一回我把自己分得的几块肉放进她的碗里，她却生气地说：“我讨厌吃这些，你吃快点长个头。”母亲不识字，但对我们读书特别上心。依稀记得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离我家不远处办起了有史以来第一所乡村小学，招收周边6个生产队的儿童就近读书。由于要求入学的孩子多、教室不够用，规定9岁以上才能入学，我年龄小被“卡”在了门外，急得眼泪哗哗直流。母亲得知后三番五次去找老师，终于在开学多日后把我塞进了教室。没有书包，她拆解了自己的一件新上衣缝成书袋给我使用。夜晚缺少照明用的煤油，她就倒出食用菜籽油放进灯盏、捻好灯芯点亮，好让我和哥哥完成课外作业。她对我们的考试分数看得很重，一旦低于90分，就会在我们的耳边叨叨好多天。同母亲相比，父亲的眼光低个档次，他和当时大多数没文化的男人一样，认为读书不比会干农活、挣工分更有价值，当我考上高小准备去报到时，不出所料遭到父亲的阻止，这时候母亲站出来大声质问父亲：“你自己大字不识一个，还想让孩子当睁眼瞎吗？”母亲的坚持让我走进了高小课堂乃至完成中学学业，直至参军。今天想来，如果没有母亲坚持让我就学读书，就没有我后来能够写些文章在报刊发表，更不可能在部队和地方可以得心应手地工作。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深切感受到母亲的眼光是多么高远。
性情平和、乐于助人，是母亲的一大特点。我们家住在300年前盖的一座大屋内，和另8户人家挨着并且共用一个堂厅、同进出一个大门。好比牙齿与舌头难免磕碰一样，同在一个屋檐下邻里之间也常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吵，甚至撕衣抓脸。然而，我从没有见过母亲同他人发生争执，即便是自己占了理她也会主动退让，说是关起门来一家人，争长短、论是非伤和气。大屋内走廊放置了磨面的石磨，供各家磨面使用。有几次应该轮到我们家使用，却被别的人家抢先占用了，姐姐和哥哥要去阻止，母亲总是拦住说：“等他们先磨好，我们晚上再用。”屋子西头住有一位80多岁的无子女无分文收入的老婆婆，是从外地来投靠外甥的。她外甥家人口多，对老人难以照顾周全，我的母亲见状就主动帮着这位老人洗衣服、缝被子，经常送去饭菜，坚持多年直到这位老人去世。我们家有时杀年猪或者每年端午节用新麦子做馍馍，母亲总要拿出一部分送给各家各户，家门口路过的陌生人凡索要水喝的，母亲也是泡茶相待，过了饭点没吃饭的还会送上吃的，却不问其姓甚名谁。我参军3年后被提升为排长，开了整个生产大队的先例，母亲在高兴的同时，特别告诫家人不得四处张扬炫耀；回乡探亲带的部队驻地特色糖果、糕点，也大多被她分给了同屋住的长辈和孩子们。母亲的贤惠、大度和善良，用今天的话说收获了不少“粉丝”，远近的乡亲们都知道徐家有位“徐大嫂”“徐大妈”。
2000年冬天母亲去世，出殡时间选在深夜，前来为她送行的竟有三四百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既非亲友，也不是有人通知，而是闻讯后自发赶来的，有的往返跑了四五十里山路，可见母亲在乡亲们心目中的地位。母亲的行为是她高尚品格的外在表现，也说明她具有很高的智商和情商。反思我自己虽然能够在工作中尊重他人、关心下属，但个性强、易发脾气，甚至顶撞过领导，影响了自己的进步，这说明我的修养比起母亲差得很远。就此而言，母亲永远是值得我学习的。
我们家乡是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时期家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闹翻身、求解放，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红军三十四师就是这一时期在家乡一带诞生的。母亲曾回忆，她打小是有姓无名，是红军来了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家乡人民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迫害，祖父也因为当过农会干部差点被杀头。正是那个时期的耳濡目染和童年的不幸，使母亲对中国共产党始终怀有一种朴素的感情，人没入党心向着党。祖父生前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游击队常在家乡一带活动，有一次几位游击队队员执行任务路过徐家花屋，母亲得知后急忙备饭烧茶水招待，同屋住的邻居担心敌人知道了会报复，母亲回答说：“怕啥子，有事我担着。”母亲只是位不识字的农村普通妇女，大道理讲不出多少，但心里像明镜似的，分得清是非、守得住正义，显示了她不平凡的一面。这一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回忆母亲的点点滴滴，我深切感受到母亲的不容易，体会到我的母亲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对于子女她们只付出不求回报、全副身心而不虚情假意。母亲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她给了我们生命，更在于她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学习、怎样奋斗；我们接受了母亲的抚养和教育，同时也接过了继承传统、赓续血脉的历史责任。作为父母的传承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为何而来、去干什么，把母亲的崇高风范、优秀品德、未竟事业一代代传下去。唯其如此才能永葆青春，行稳致远，真正不辜负母亲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