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动界》为载体 编读互动引领工人阶级觉醒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界》，通过设置由工人或读者执笔的栏目，实现了编者与作者群的双向互动，为研究当时社会思想提供了独特视角。编者与读者借助“读者投稿”“通信”等栏目，增强了工人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斗争意识，搭建起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现实载体和阶级基础，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凝聚工人阶级的力量，满足广大劳动者群体对发声渠道、利益代表平台和反抗压迫机制的迫切需要，创办了《劳动界》。创刊初期，《劳动界》高度重视工人直接参与传播报道工作，秉持反映全国工人运动实践的宗旨，策划了“读者投稿”与“通信”等特色栏目，并在第2册刊首发布《本报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通过刊登工人读者的来稿来信，形成了编者与读者间的良性互动往来，对上海各界的劳苦工人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显著促进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编者与读者关于工人问题的探索

在《劳动界》第2册、第3 册的《本报欢迎工人投稿》中，表示欢迎工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见《劳动界》一方面愿意做工人的喉舌，帮劳动阶级说话；另一方面，也强调文章的真实性。劳动阶级的现状如何，最有发言权的不是《劳动界》的作者群，而是劳动阶级本身，这些投稿让工人不仅可以增强对《劳动界》的信任感，同时也可以在编读往来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工人群体的思想觉醒奠定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人化诠释。《劳动界》的撰稿人将深奥复杂的理论问题与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向广大劳工传授了价值、剩余价值等核心理论，并深入剖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根本原因。陈独秀把握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议题，深入地向工人们阐述了劳动的重要性及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巧妙地利用工人的日常经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了“劳动创造价值 ”的概念，加深了他们对自身劳动的认识与理解。在印刷工人潘阿芳的笔下，指出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贡献就在于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能够在思想觉悟上给工人很好的启发，这代表了工人的普遍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与群众基础。李中在《一个工人的宣言》中指明“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极大地促进了劳动者对社会主义社会未来图景的理解与把握。《劳动界》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对社会主义形态进行详尽阐述，为工人群众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坚定了无产阶级对于胜利的信念。

第二，工人生存现状的深刻剖析。与当时多数由知识分子精英主导的近代革命进步报刊相比，《打破工头制度的商榷》一文中，工人通过自身的切实体验，痛诉工头对工资的克扣“排字每千字3角，但不全归自己，而被工头克扣”。李中主张“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的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让工人群众看到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在《劳动界》的影响下，一位名为“慕痴”的店员，在阅读了陈望道先生所著的《平安》一文后，深受触动。他细致入微地对比了自己与老板之间在待遇、穿着、饮食乃至卧具等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清晰地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与自身所承受的不公待遇，提出“让我们都起来，向着那条通往‘平安’与公正的大路坚定前行”。第8册中，还发表了邹政坚的文章《老虎和老板》，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远超老虎的凶残，工人唯有自力更生，方能摆脱困境。“弟兄们！我们对于老虎是合了群去制死他了，但是对于老板和资本家又该怎么办呢？”这些来自工人的信件，充分展现了《劳动界》所搭建的编读互动平台，已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工人对于自身处境的认知，以及他们对于应采取行动的思考。

第三，工人权益争取的意识觉醒。在《劳动界》的启发下，一些工人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与资本家对抗，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第7册刊登李中文章《一个工人的宣言》，主张工人联合起来，“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了个大团体。由我们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由中国的大团体，再联络他国的大团体，以成世界一大团体。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当时，陈独秀正与李中商量筹办机器工会，这篇文章反映了在党影响下一个工人的觉醒。又例如工人读者黄雄投稿《一个工人的觉悟》，可以看作是《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一文的反响。黄雄在文中称，广东、香港地区罢工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而上海工人的罢工屡屡受挫，关键在于上海工人缺乏组织性，未能形成有力的团体和工会。他深刻认识到，工人们“要团结团体，要组织工会”，这些投稿表明了工人有意愿参与劳工问题的讨论，凸显了团结协作与组织建设在工人运动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努力下，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召开，同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举行成立大会，上海印刷工会于12月宣布成立，这些实践活动在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及推动社会变革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编读互动的深远影响

第一，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加速进程。《劳动界》在中国社会中的广泛传播，构成了一场深刻而普及化的思想运动，这一过程显著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精英阶层的象牙塔走向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实现其理论影响力的飞跃性拓展。《劳动界》紧密贴合工人的生活实际与面临的现实问题，采用了一种既精炼又贴近民众的话语体系，将原本可能显得抽象复杂的学理性知识，转化为工人阶级易于理解和接受的通俗表达。这种深入浅出的阐述方式，不仅有效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门槛，还极大地增强了其吸引力与感染力，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大众化进程。报刊在勇于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与不公的同时，更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工人阶级普及了劳动价值论、劳资关系对立，以及工人阶级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历史使命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了从最初的“小众传播”阶段，即主要在知识分子和革命先驱中流传，逐渐过渡到“大众传播”阶段，即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之中，成为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份刊物不仅在上海本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还跨越地域界限，辐射至全国范围。北京与广州两地相继响应，分别创刊了《劳动音》与《劳动者》周刊，工人群体产生了“自己人效应”，这源于读者对媒体内容的认同与共鸣，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劳动界》视为自己的代言人，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亲近感与信任感。这种情感连接，不仅增强了工人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度，还激发了他们参与社会变革、争取自身权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再仅仅是学者书斋中的抽象概念，而是转化为一种生动、具体、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信仰，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心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二，为唤起工人阶级自觉性提供舆论准备。《劳动界》作为无产阶级的宣传号角，致力于向工人群体传授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解决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生活改良，离开了改良生活的问题，无论什么事他们本身都不能享用的。”通过教育引导，促使工人从政治的高度审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从而超越单纯的经济斗争范畴，深刻理解并明确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劳动问题，是劳动者自身死活的问题，劳动者自己非有觉悟不可。”工人群体只有依靠自身力量才能实现个体解放，当工人群体普遍提升了觉悟后，便能够紧密团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变革洪流，从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同时，该刊物紧密贴合实际斗争需要，积极号召工人阶级加强内部团结，组织化地投入政治斗争中，以集体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在《劳动界》创刊之际，正值全国范围内的劳动者因米价急剧攀升这一普遍困境而纷纷采取罢工等形式的抗议行动。新创刊的《劳动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社会热点，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为这些劳动者的抗争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声援与支持，唤起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体的阶级自觉性。

第三，为工人运动向前发展注入强劲活力。在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揭示了劳动不仅是生存的基础，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劲动力，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主体。由此，他们大声疾呼“劳工神圣”，力图在社会各阶层中树立尊重劳动、崇尚劳动者的新风尚。从内容上来说，编读互动的文章有的是对工人对知识分子文章的读后感，有的是从工人视角出发对工人问题的见解。从这些投稿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在《劳动界》的引导下实现了阶级觉悟的显著提升，这一显著变化不仅是工人阶级内部精神觉醒的生动体现，更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工人运动实践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甄多言在其作品中指出：“今日我见了《劳动界》，为的是资本家和势力家对于工人的苦楚和黑幕的抵抗，不觉得欢喜了不得。” 展现出了强烈的工人属性，成为工人群体自我表达、团结斗争的重要平台，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与进步。

结 语

《劳动界》周刊，作为中国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早尝试之一，而且它的出现与发展，对于推动工人阶级的觉醒与团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这一周刊，工人阶级得以深入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在思想上武装自己，也为后续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