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不纳”与西晋弊政的滋生、发展

摘要：公元280年西晋攻下吴国，统一全国，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后晋武帝实行占田制和重视文教等策略，缔造了“太康之治”，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晋武帝在官员的陟罚、土地兼并、罢州郡兵、齐王司马攸废立等重要问题上的“不纳”，也使西晋王朝在处理这些关键问题时出现严重偏差，导致西晋王朝弊政逐渐滋生、发展，是西晋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晋武帝；“不纳”；弊政

一、关于官员的选拔与贬黜

东汉末年爆发黄巾起义，导致各地军阀混战，人口流亡，察举制难以维系。魏国尚书令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获得批准后正式实行。其初意在“论人才优劣，非为士族高卑。”虽然有意笼络世家大族，但一定程度上仍能根据品、状等较客观地选拔人才。魏晋嬗代后，沿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士人们为在短时间内提高声名、为以后的仕途奠定基础，纷纷参加清谈，但参加清谈的大多是世家子弟，寒门阶层很难融入。[1]九品中正制为了更好地维持并巩固其地位，更多地依据门第定品，逐渐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一方面促进了门阀势力的发展，但也逐渐威胁到皇权。加之晋武帝司马炎继位之初，短时间内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因此曹魏时期的多数官员仍然是西晋官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文化底蕴、出身等的不同，后来崛起但身份低微的司马氏集团成员遭到排斥，尤以有功者和直言进谏者为主，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使得当时的官僚集团缺乏活力，难以应付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

二、“罢州郡兵”问题的议论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光武帝刘秀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秩序，废除负责地方军事的郡国都尉，取消了掌管地方军队的武将，“并职太守”，为太守领兵奠定基础。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政府积极组织各地军队平定起义，同时设置州牧一职，掌管地方政治、军事等各项事宜，地方威势渐盛。在平定起义过程中，地方各州郡兵员数量大增，各地大小军阀割据，分裂混战，并积极拉拢地方武装，以致州郡兵受私家控制较多，受刺史、太守统率较少。为了使受控于私家的地方军队重新隶属于刺史、太守治下，从而加强中央集权，虽“罢州郡兵”不是全罢地方州郡兵，但仍造成了地方军事实力下降、诸侯王实力增强的既定事实。晋惠帝时期，“罢州郡兵”政策被破坏，刺史、太守可加将军号，都督可兼刺史治民，这使原本因都督地方军事而实力大增的诸侯王有机会获得地方行政权，逐步实现军政一体化。[2]中央在地方的力量遭到极大削弱，中央与地方力量失衡。八王之乱爆发后，中央无力平定，各诸侯王分裂混战十几年，导致国力衰弱，民不聊生，后来匈奴刘氏乘虚而入，灭亡西晋。晋武帝原本意在削弱地方、加强中央集权的“罢州郡兵”政策，最后却逐渐加强了诸侯王的势力，成为西晋王朝的催命符。

三、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曹魏时期实行屯田制，后因土地兼并以及赋役过重、农民积极性低等原因逐渐废除。西晋实行占田课田制，规定：农民的占田，男子一人占田七十顷，女子一人占田三十顷，外丁男次之；颁布户调式，凡丁男立户者，每年每户纳绢三匹、棉三斤等。另外是关于士族地主占田、荫客的规定，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顷，依次向下递减至五顷，并且有荫客的特权等。占田制的实行，虽然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联结，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但也使农民负担过重，地主阶级享有较大特权，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3]

前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等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土地，司隶校尉李憙上奏弹劾，认为应对其进行免官、贬谥，以此来抑制土地兼并。晋武帝不仅没有严惩这些兼并土地的官员，反而对其区别对待，赏罚不明，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包庇纵容的态度，使得权贵更加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导致大量农民破产，沦为佃户、流民，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土地兼并更加严重的同时，处事不公、区别对待也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四、奢侈之风盛行

西晋王朝建立后，社会风气日渐奢靡。如西晋开国功臣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还有石崇：“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对朝廷官员、世家大族争豪斗富的行为，武帝不仅不加以阻止，反而因为姻亲缘故，对其暗中进行帮扶，纵容奢侈之风。“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认为首提平吴之策，并为伐吴作出重要贡献的羊祜虽然很好，还是比不上歌姬舞女可以娱人耳目，世风进一步奢侈、腐败。傅咸以世俗奢侈，又上书曰：“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但仍然一无所改，奢侈之风遍布统治阶级，并因此加剧对底层人民的盘剥，阶级矛盾尖锐，整个社会已呈山雨欲来之势。

晋武帝在九品中正制与官员考课、罢州郡兵、齐王司马攸废立、土地兼并、奢侈之风等关键问题的“不纳”，不仅有伤大臣为国之心，也使得社会弊端衍生。趋向于上层的官员选拔方式导致西晋统治阶级缺乏新鲜血液，越来越狭隘；对官员考课的放松与不公使得官员愈加失职渎职，谋取私利；罢州郡兵使中央与地方力量失衡，中央无法有效制约地方，难以平定内忧外患的局面；对土地兼并问题的宽容、区别对待，使世家、豪族势力大增，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世风日趋奢靡在大肆损耗国家财力的同时，也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整个社会向心力、凝聚力低下，政治弊端进一步凸显并深化，最终让西晋王朝走向灭亡。

参考文献：

[1]刘泳斯.对东汉黄巾教团的重新认识[J].国学学刊,2023(01):108-114+140.

[2]敬淼春.集权与分权:清末民国时期的“缩省”争议与政局变迁[J].民国研究.2022(01):83-106.

[3]严耀中.北魏均田制与土地兼并问题再探[J].史学集刊.2024(05):9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