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军（南京）
清明将至。
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十年来，每当清明临近，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个人，想起了他与我的一个“十年之约”。
他叫殷长军，生前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博导，是著名的“腔镜下局部动脉阻断肾肿瘤切除术”的创始人。我与他的相识，缘于20年前的一次手术。手术的授受双方，就是他和我。
那是2004年国庆期间。对我来说，这个长假，是在亲人的关注和恐慌中度过的。9月28日，在一次例行的体检中，我被初步查出“左肾占位”。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住进了省人民医院外科十三楼的泌尿外科病房。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国庆后的第一次查房开始了。一行“白大褂”鱼贯而入，人数肯定在10个以上。领头的那个，应该就是殷长军：长长的脸庞，乌黑的眉毛，刮得铁青的络腮胡，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像是总在审视着什么。他拿过我的CT片，细细地看着，指着那个不起眼的病灶，说了句英文，好像是“Renal Carcinoma（肾癌）”转头对我说：“你这个问题不大，过几天给你拿掉！”这个40岁上下的年轻人，应该是个非常干练的学科带头人。
接下来的几天，是做一些例行的检查。手术第二天，殷长军来查房，依然是前呼后拥，他俯下身问我：“怎么样，老杨？”
我说：“还行！”
他说：“行就行！”
我爱人在一边问：“手术是你做的吗？”
殷长军眉头一扬：“你说呢？”他对我说，“你这个手术其实并不顺利，先是电动刀片坏了，不得已换上一片旧的，后来切了一个小结节，发现不对，才把病灶找到切下来。不过不要紧，手术非常成功！”
手术成功，只是事情的一半。病灶切除后，还要进行病理分析，确定其性质，才能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对于我们夫妻俩，术后的日子都很难熬。先说我，为了防止术后肾脏游离，我被指令平躺半个月，吃喝拉撒全都躺着解决，没有这段经历，无法想象其中难忍的痛苦。再说妻子，她除了要照顾我，还急切地等待病理检验结果，悲观和侥幸，一直在心灵深处博弈。
结果终于出来了！面对“肾Ca”的结论，妻子六神无主，在是否对我如实相告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便去征求殷长军的意见，殷长军说：“首先应该告诉他，你要相信你家老杨的心理素质；其次，有他配合也有利于今后的休养和治疗。”
当天晚上，殷长军来到我的病床前，用平淡的口气向我宣布检验结果。
我也很平静，问他：“什么时候化疗？”
他笑笑：“不用化疗，化疗也不起作用，东西拿掉了，应该就没事了！”
他见我没懂，接着解释说：“肾脏肿瘤很特殊，早期发现，拿掉了，预后一般比别的位置的肿瘤要好。再则，肾肿瘤术后放化疗的效果都有限，还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因此，不主张化疗。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加强锻炼，定期复查。”为了让我放心，他还列举了经他手术后成活的病例，其中一个已经成活了6年！
殷长军进一步解释道：“你的这个瘤子位置比较浅表，分化程度也很高，也没有发现有转移的迹象，这表明它的恶性程度不算太高，治愈的概率也就非常大。关键在于，你一定要放平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当然也没什么治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放心上班了。话要说回来，必要的复查还是少不了的。从现在开始的几年中，你还要每年定期复查，半年一次B超，一年一次CT，做出来的结果，拿来给我看。我们先来个十年之约。”
于是，我与殷长军之间，便有了这样一个“十年之约”。
那一年，他40岁，我48岁。
一年很快过去。当我按照约定前往省人民医院复查时，却在CT检查室受到了惊吓。检验报告称，左肾原手术部位，仍然有一突起，疑似小肿瘤。我心里骤然一紧，爱人更是面如土色，连忙拿着CT片和报告去找殷长军，他拿过片子一看，说：“这是疤痕。”他看年轻医生有疑虑，便解释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过教训的。我曾经做过一个手术，一年后CT报告说原有部位又长东西了，我便给患者做了第二次手术。结果发现，那是个疤痕组织，让病人白白挨了一刀，我也算积累了经验。所以，今天我才敢肯定地说，这是疤痕组织，绝对不要紧张！”
听了他的这一番话，我和爱人才放下心来。
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五年过去了，当我在电话里告诉殷长军，我最近将再去南京复查时，他感慨不已，五年了！真快！及至看到我的CT片，他更是激动，怎么样，老杨，我说没事吧！
五年，对于癌症患者和他的医生，都是一道坎。一般情况下，过了五年，即可称已治愈，再发生问题，概与原病灶无关。
第八年，我又如期而至，殷长军对我调侃道：老杨，八年了！我套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台词接着说“别提它了！”殷长军说：“这不能不提，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病例，八年下来了，老杨你变老了，我呢，也到了你当年的那个年纪（48岁），真不容易啊！这八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你和我的这层关系，始终没变，我们的十年之约，也不能变！”
又过了一年，我在做第九年复查时，无意间听到了一个与殷长军有关的消息。在省人民医院进修的一位熟人告诉我们，殷主任的脑子里长了个什么东西，请国内外的顶级专家会过诊，情况不是太好！
但，殷长军仍在坚持上班。
在门诊挂号处得知，殷主任已在门诊停诊。我便试着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已到了医院，他立即说，你到我办公室来吧！
也许是先入为主，我们看此时的殷长军，略显疲倦，但还算精神。他认真地看了CT片，还是两个字：没事！
我握着他的手说：“明年见！”他也说：“明年见！”
谁知，这一次握手，竟成了永别！
2014年末，我准备第10次赴宁复查，完成我与殷长军的十年之约。事先给殷长军打电话，对方一直关机。待我做完CT，才从他的一位同事那里得知，殷长军已做过头颅手术，正在休养治疗中。
遗憾，第十次“约会”竟因为他的“爽约”而没能成功。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为殷长军的身体担忧。次年5月份，我参加殷长军一位同学的儿子的婚礼，与他的另一位同学不期而遇，很自然地提起殷长军。他的这位同学说：“据说，他需要做头颅手术，最好的预期是长期坐轮椅。”一听这话，我心里不由得一紧，但还是相信他一定能站起来，重返手术台。
没过一个月，却传来他已仙逝的噩耗！
那一年，他50岁，我58岁。
十年，我与殷长军因病相识，因病成为朋友，因病有了“十年之约”，依我们的意愿，还将十年又十年地相处下去。然后，我先他而去——我毕竟年长他八年。谁知，世事难料，他走在我——他的病人的前面！
这一去，又是十年！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十年，二十年，那辉映在CT胶片上的光影、回荡在诊室里的谈笑、镌刻在手术刀下的承诺，都已化作穿越时空的精神颂歌和生命长卷。这场始于肾脏肿瘤的不期而遇，最终在精神维度完成涅槃——医者的生命虽定格在五十岁的刻度，却在众多患者绵延的生命长河里获得永生。
此刻，禁不住想起十年前为悼念殷长军而写下的一诗一联：
痛悼殷长军教授
又见白衫先断魂，哪堪朝日赴黄昏。
自医无力神医去，我忆当年救死恩。
教授来时，神器轻持医病患；
大夫去后，杏林痛失领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