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工作领域，随着技术进步，短视频在生活中占比越来越大，其凭借体量小、内容精、易互动等特点，逐渐超越传统媒体成为传播工作的重要载体之一。短视频不仅是技术产物，还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领域。通过短视频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不仅是当前文化领导权争夺的主战场，也是下一步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
理论框架：
短视频时代的文化领导权嬗变
雷蒙·威廉斯是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之一，他认为文化不是纯粹的精神现象，而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是物质世界的具体存在。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短视频本身已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领导权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葛兰西立足前人基础，将列宁“政治领导权”以及索列尔“革命工团主义”进一步深化为文化领导权，主张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形式为“阵地战”。
短视频娱乐表象的背后是其“观看即劳动”的剥削本质，用户数据成为平台资本增值的生产资料，数据为算法所学习并为用户提供客制化推送以使平台博取更多收益，算法越来越成为“霸权中介”，正如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中提到的，人的私人领域中非商品活动被市场机制所侵蚀。当前，大部分创作者急于产出，对创作速度要求高，致使内容同质化严重，“数字文化工业”随即产生，大部分短视频成为流水线工作的标准化产物，打击了大众创作的多样性和积极性。
现实图景：
多维权力结构的动态博弈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导权上的决定性地位是不可置疑的，但以民众为代表的多种文化因素也在这一国家、民族的灵魂中起到了强大作用。主流价值通过刚柔并济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召唤，既保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又在文化实践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度。治理智慧创新性在共青团中央入驻“Bilibili”平台的实践中可见一斑：选择柔性嵌入亚文化场域，与众多网友一起玩梗，实现了主流价值的“软着陆”，这种策略体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对不同阶级的“文化协商”之深刻洞见；在数字治理方面，不同于欧盟《数字服务法》以“数字主权”防御为主的逻辑，国家网信办持续开展的“清朗行动”刀刃向内，严厉打击包括网络水军、自媒体乱象在内的各种数字违法行为。
资本与技术合谋构建的“数字监狱”已成为新型治理难题。平台企业通过2000余个用户标签维度的数据采集，构建起精准的用户画像体系。使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陷入“信息茧房”当中，这导致大众容易获得虚假的参与感，而无法得到新鲜的知识与信息。由于短视频平台算法的“三秒钟法则”，严肃的内容往往会陷入“娱乐化生存”的困境，所以必须将自身娱乐化才能获得更多的流量。
破局路径：
构建数字时代的文化领导权新范式
面对上述现象，中国文化治理展现出独特的制度韧性。算法公共性改造是罗尔正义法则的现实实现，科技部规定涉及科技伦理等领域应设科技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核。同期创建自有平台例如“央视频”“学习强国”等，以“正能量算法”对冲商业平台的流量逻辑。
在文化主体层面，进一步推动和培养数字时代的有机知识分子，将理论话语的传播形式向短视频转型。例如，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以幽默风趣的口吻对《资本论》进行再解读的视频走红于网络，吸引了大量非专业的观众，这种去精英化的传播方式激发了观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学者与大众的双向互动。与此同时，重建无产阶级文化自觉，引导工人群体争夺文化领导权。鼓励工人记录日常工作以展现其劳动智慧而非苦难叙事，将阶级意识从“被动唤醒”升级为“主动建构”。
坚持党对文化领导权的绝对领导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问题。在此过程中，要善用技术扩大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也要警惕算法对人的异化，在算法横行的背景下重建人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