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在民族国家历史、东方国家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涵。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经由“多民族—中华民族”道路向“超越民族”的现代化国家转向的历史实践，意味着东方民族国家首次在现代化的主体、目标和基本条件上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实现了超越。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代表着世界性交往方式的新发展、蕴含着接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且能够推动人类史从“史前时期”向与世界史相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进一步深入。对民族国家历史、东方国家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的三重历史意涵从历史角度表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实践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国家；东方国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一、民族国家历史的现代化转向
（一）多民族—单民族的现代化转向
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以民族独立运动为实体建构起来的政治概念，是一个由单一民族统治的国家。其民族关系秉持多民族到单民族的收缩型关系，这种收缩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使得各民族的政治空间、经济空间等相互间发生挤压，主体民族在收缩中凭借主体地位不断剥削、占有其他各民族的生存空间，各民族自身特点在收缩过程中逐渐被消灭，最终形成一个单民族统治的、具有完善阶级结构的资本主义国家。
民族国家不是以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民族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诸多外在统治形式的表现之一，资本主义国家将民族因素统摄于资本的发展逻辑中，要求民族因素服从资本发展，进而要求各民族服从占统治地位的单一民族。换言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民族”概念是资产阶级在传统民族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阶级概念。“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从民族国家发展进程来看，因地域、风俗而分别开来的各民族必然要“沉没”在资本主义整体利益之前，形成一个代表整个国家的观念民族，这种“沉没”往往是以强制或潜移默化的消灭实现的。
因此，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没有真正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发展，而是在观念上塑造出一个理想的“单民族”，然后以政治、经济手段将实存的多民族单一化，整合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从而实现所谓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对各民族而言，其所实现的现代化转向仅仅是受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被动现代化。西方意义上的“多民族—单民族”路径下的民族国家，没有站在人类社会民族多样性现实的基础上，无法真正实现各民族现代化，更不能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向。
（二）多民族—多民族的现代化转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形成了以中华民族整体观为底层逻辑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民族—多民族”的，所谓“多民族”，不是指中华民族组成元素的综合，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整体范畴，“多”意味着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标识，意味着各民族在长期共同奋斗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对多元统一民族关系的共同认识。“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中华民族的“多民族”观念将各民族从单一民族中升华出来，将民族个别利益同中华民族整体联系起来，既尊重和保留了各民族原有的发展因素，又融合出新的共同利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了中国式的民族国家。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多民族—多民族”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升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发展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尊重了各民族的民族利益，凝聚起各民族力量，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极大丰富了“多民族—多民族”发展的制度路径，为进一步实现民族国家现代化打造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多民族”发展路线符合我国多民族的国情，具备实现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思想共识、制度基础和政治保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基与理论之源。
（三）民族国家历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转向
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转向”，即从“驾驭民族”到“超越民族”的转向，将民族转化为国家的现代化因素。西方国家“多民族—单民族”的发展范式只能解决如何驾驭民族的问题，无法解决超越民族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从多民族中诞生，在多民族中发展，因而能够顺应各民族有机融合的根本趋势。中国式现代化具备驾驭民族的历史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基础，更具备着西方国家不具备的思想共识、制度基础和政治保证，能够将“多民族—多民族”的路径进一步发展为“多民族—中华民族”的路径，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充分凝聚和发挥中华民族整体智慧与力量，以“共同体”把握中华民族实存，从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驾驭视野，站在共同体整体利益和发展角度上，超越传统民族狭隘界限，简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共同体”理念，既驾驭民族，又超越民族，推动民族国家由民族共同体向更高水平的共同体发展。
二、东方国家历史的现代化演进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演进
马克思将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于西方的国家称为东方国家。东方国家由于其自身的落后性，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更加艰巨，同时因为其自身的独特性，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国家不是完全一样的。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和东方国家发展的道路是不同的，他指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其现代化演进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东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道路，包含着东方国家的普遍性特征，是东方国家共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政治制度演进、经济发展演进等自始至终都与人口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建立起能够满足巨大规模人口生产、生活需要的现代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把人口问题转化为人口优势，为我国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口基础。新时代以来，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对我国人口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素养等因素与现代化演进息息相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然受到人口规模的影响，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其他东方国家解决人口问题、向现代化演进提供范式，是具有普遍性的演进进程。
（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演进
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既是现代化的建设者，也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实现现代化，应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演进方向。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它是以物、以资本为主体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是不符合现代化发展方向的，也是缺乏实现现代化的持续强劲动力的，以物为主体的现代化必然被人类所反对、所抛弃，自觉地走到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一于现代化的实现进程中，既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更是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复归，是东方国家第一次在现代化上对西方国家的超越。东方国家普遍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着灿烂的精神文明财富，因而更加注重“人”及其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这一理念体现到现代化发展中，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一看似冲突的两极创造性地统一于现代化进程中，将现代化由“单极演进”变为“协调演进”，是东方国家历史现代化进程中关键的历史创造。
（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演进
自然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现代化程度，并对现代化能否成功有着重要影响。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数次工业科技革命，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开发利用自然的力度，并将改造自然的能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之一，“征服自然”的思想贯穿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全过程，给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受到严重影响。如今，自然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竞争选票、限制别国、逃避债务等的首选手段之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客观上恶化走向主观上对立，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前途愈加渺茫。
从历史而言，东方国家经历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三个阶段，即人服从自然阶段、利用自然阶段、与自然共存阶段。东方国家正处于第三阶段，共存指人与自然共同存在的状态，共存既可以是良性循环的，也可以是恶性循环的。人与自然共存是和谐发展的前提，因而引导人与自然关系经良性循环进一步演进，是东方国家历史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是从我国丰富和自然环境条件出发，实现人与自然良性循环共存的实践探索，包含着整体生态观、自然保护观、和谐发展观等一系列生态思想，能够引导人与自然关系由支配、征服、对立走向和谐共生，引领东方国家历史向现代化新阶段深入发展。
三、历史向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转变
（一）世界性交往方式的新转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刺激生产、交换、消费过程突破地域限制，市场扩大为世界市场，交往也世界性地扩大。资本主义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的交往时空被缩短，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引起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物质性交往方式世界性扩大的结果，并且这种物质性交往方式本身也在持续扩大，这就造成了物质性交往方式对精神性交往方式的压制，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的世界性交往方式物质化，这与进入真正的“人的世界”的世界历史本身是矛盾的。
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转变，进入真正的“人的世界”的历史，就必须推动世界性交往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推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同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构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关系，在促进物质文明发展、增进人类社会整体物质丰度的同时，追求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推动物质交往的极大扩展和精神交往的极大丰富，从而补全了世界性交往方式。从交往方式的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推动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实践即物质性交往方式被应用，理念即精神性交往方式被传播，由于其现代化的主题，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引起世界性交往方式的再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二）社会主义接续世界历史的新趋势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接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诞生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接续关键期的，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其诞生的客观基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的主体不是资本，从而能够形成共存、共赢的世界经济“循环”，让发展的效益和价值更多地流向欠发达地区，所构建的是一个更加公平、健康、强劲的新的世界市场，顺应了世界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得生产全球化由过程全球化走向实质全球化，所谓“过程全球化”，指的是生产全球化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价值大多数由发达国家所攫取，生产全球化只是发达国家利用资本霸权完成低成本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实践，所要营造的就是世界各国各自发挥优势、相互依存依托、共同繁荣发展的全球性生产体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更适应世界性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关系全球化，顺应接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新趋势，能够以社会主义因素推动世界历史进一步深化，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三）人类史与世界史的新统一
“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类作为人类的历史就开始了，但是这种历史，是人类社会受到自然限制，尚未脱离动物性、脱离自然界的历史，仍然是自然史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史前时期”，还没有彻底摆脱自然。总的来看，世界史就是民族史的集合，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世界史是由互不相通的地域分割开的多个民族的发展交往史，在资产阶级社会，世界史则是民族国家历史的总和，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史才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人类史就是在自然史基础上，不断和世界史统一的历史，这个历史的统一将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
人类史和世界史统一的前提是“对抗形式”的扬弃，也就是终结“史前时期”,马克思“最后的对抗形式”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因此，实现人类史和世界史的新统一，首先要找到结束“对抗”的新的物质条件，进而进入新的社会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建立“终结对抗”的新的人类社会关系，以和平、安全，特别是共同繁荣的理念重塑人类社会，这与强调利益至上、物质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脱离世界实现一个完全独立于一切国家的一国共同富裕，中国的共同富裕必然以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富裕为基础才能实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为结束“对抗”提供新的物质条件的现代化，是人类史由“史前时期”向与世界史相统一转变的现代化，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带来更加深刻、更加关键的历史性变化。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作为一个独特民族国家、东方社会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实践战略，正因其现代化进程具备这三种特征，使得其历史意义不仅是纯粹的国家历史意义，更具有代表了一定共性的三重历史意涵。在民族国家历史中，中国是少有的拥有“多民族—多民族”发展路线的国家。当今民族国家普遍受到西方“多民族—单民族”发展路线的影响，因而缺少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在东方国家历史中，中国不仅是典型的东方国家之一，还是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广度深度要求极高、自然环境最为多样的东方国家；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乏力，深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旋涡中。中国式现代化正是顺应了民族国家历史、东方社会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趋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备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对人类社会共同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吴书恒，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