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告主研究院 许正林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人类社会面临着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科技的飞速发展让世界变得空前紧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却似乎在不断拉大。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背景下，张立刚的《儒家文化与现代交往理性》应运而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试图通过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智慧来回应现代社会的交往危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更彰显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张立刚博士通过深入剖析现代社会的交往困境，梳理儒家沟通伦理的思想脉络，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探究儒家沟通伦理在解决现代社会交往困境中的关键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张立刚首先深入剖析了现代社会的交往困境。借鉴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的理论，他指出个体化趋势是导致交往困境的主要原因。个体化使人们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获得更多自由却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贝克将现代化过程分为“脱嵌—去传统—再嵌入”三个阶段，但“再嵌入”过程并不顺利，个体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床位”。吉登斯则强调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社会关系脱离地域性关联，通过符号媒介和专家系统建立社会信任。鲍曼则关注个体化的强制性和悖论性，指出现代人被强制抛入个体化进程，不得不“自己为自己负责”，同时面临自由的稀缺性悖论。作者还分析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已从工业社会转变为风险社会，风险的生产和分配成为社会焦点。现代性风险具有全球性破坏、超出预期的严重程度、无法确定的时间界限以及多样化灾难类型等特征。同时，科学知识的去神秘化使人们对知识确定性产生怀疑，科学权威被削弱。价值多元化和文化冲突也成为现代社会的挑战，多元主义取代了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导致社会共识缺失。
面对这些困境，作者转向儒家思想，探讨其潜在价值。他批判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客二分”思维，认为这是现代交往困境的深层原因。与之相对，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提供了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作者特别强调王阳明心学中的“心外无物”思想，认为它体现了认知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依存关系，为现代交往提供了新可能。作者还探讨了儒家思想中“心体”转换“性体”的过程。王阳明将心与理联系起来，将道德律引入心体，使心之体的理成为主宰。心体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的交融，打通了先天本体与感性存在，使人从“性体”走向“心体”。这种思想启示我们：交往不仅是信息传递，也是心灵交流；不仅是理性沟通，也是情感共鸣。只有将理性与情感、知识与道德统一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交往。
儒家的“仁爱”沟通伦理可通过现代转换，为解决交往困境提供思路。首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遍法则与康德道德律相通，可为现代社会提供交往伦理基础。其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差等之爱可帮助重建情感联系和社会纽带。最后，儒家家庭伦理可为现代社会家庭共同体的“再嵌入”提供思路，帮助人们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作者认为，儒家的“仁爱”沟通伦理可帮助疏解现代社会的交往困境。他特别关注牟宗三的“良知坎陷”理论，认为它为儒家思想的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思路。牟宗三认为，儒家良知必须通过“坎陷”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这为儒家伦理的现代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作者还重新解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儒家的“和而不同”交往理念可为不同文明间对话提供新视角。儒家的“天下一家”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内在一致性，可为构建和谐、包容的全球秩序提供思想资源。
尽管本书有诸多创新和贡献，但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对儒家思想现代转换有时过于乐观，忽视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局限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有时过于简化，忽视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对话有时停留在表面，未深入探讨深层次差异。
总体而言，《儒家文化与现代交往理性》通过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对话，为理解和应对现代社会挑战提供了新视角。正如孟建教授所言：“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这部著作算是一本有勇气的尝试探讨之作。”这种勇气和探索精神，正是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儒家文化与现代交往理性》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它让我们看到，古老的儒家智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通过重新诠释和现代转换，儒家思想可以为解决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这种对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不仅丰富了我们应对现代性挑战的思想资源，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可能性。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的今天，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与融合，或许正是我们走出交往困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许正林，中国广告主研究院院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