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即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称，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承载着礼治和教化的重要社会功用。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以“礼”立国，以“仪”规范，“礼”既是个人行为准则，更是一种反映统治者思想观念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和规范作为古代礼文化的实践性产物，以语言文字作为载体，汇聚传承于《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当中，并以“三礼”之名流传于世，成为历代在位者管理国家政治活动以及民众社会生活的经典依据。庙堂上的思想趣味往往能左右时代的学术趋向，因此“三礼”研究在我国古代一直处于显学地位，学者诠解“三礼”之典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至20世纪中叶，随着现代社会制度的构建与传统文化的转型变迁，“礼”的社会功用和影响日渐式微，传统“三礼”学逐渐边缘化，“三礼”历史典籍遇冷。近年来，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被纳入国家规划，文化传承工作被放到新的历史高度，“三礼”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重新进入学术视野。清代作为经学的复盛时代，清儒“以礼经世”的学术宗旨与当朝“以礼为治”的管理意向使得两者的致思取向统摄为一体，促使学者纷纷注目“三礼”，投身于“三礼”的考订研究当中。吴派作为清代乾嘉之际的代表性学派，其礼学研究可谓造诣精深，成就卓著，憾惜迄今未能对之进行系统性的汇整考辨，因而我们以古籍整理为旨要，梳理吴派“三礼”研究谱系，进而在复原和保存古籍文本的基础上，赋予吴派“三礼”学新时代的阐释和解读。
吴派惠氏三代的“三礼”研究
惠氏家族四世传经，惠氏经学发源于惠有声，身为明末贡生的他淹贯经术，推许汉学，为后世子孙开启治学门径。尔后其子惠周惕、孙惠士奇、曾孙惠栋三代有“东吴三惠”之称，至惠栋乃集吴派经学之大成。
惠周惕（1641—1697），字符龙，号砚谿。惠氏三代治礼当以惠周惕开其端，惠周惕少传家学，究心经学，当时督学江南的田雯评其治经“采于六经，旁搜博取，疏通证明，虽一字一句必求所有而改其义类，晰其是非，盖有汉儒之博而非附会，有宋儒之醇而非胶执”，研治“三礼”汉宋兼采，公听并观，著有《三礼问》六卷。
惠士奇（1671—1741），字天牧，一字仲儒，晚号半农居士。早年覃精经史，博通九经，晚节成于经说，“三礼”著述成《礼说》十四卷，讲求训诂，推崇郑注，尝言：“《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伪者，故读从之。”惠栋《砚谿公遗事六条》述其家学渊源：“惠氏经学，权舆于曾王父。……著述等身，乱后散佚。公传其学，因着《诗说》《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其《易传》《春秋问》《三礼问》，公悉口授大义，命先君书之。其后先君述两世之学，着《易说》《春秋说》《礼说》《大学说》数十卷。初曾王父极推汉学，以为汉人去古未远，论说各有师承，后儒所不能及。当时学者皆未之信，故其书藏于箧衍，未尝问世。及遭散迁徙，遂亡其书。既老，不复著述，与其说口授公，公授之先君，由是雅言古训，遂明于世。”由是可知，《礼说》一书实得惠有声、惠周惕两世精华，诚为家族礼学结晶。是书专说《周礼》，依经文《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考工记》次序，择取个中疑难予以训诂考证，尤重援引诸史百家于古音、古字分别疏通，抑或阐明周制，可谓“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皆有根柢”。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惠栋治经秉承尊古守家法原则，近承惠氏家学求古学风，远绍汉儒训诂路径，视汉学为经学正统，志存古义撰《九经古义》二十二卷，当中探讨“三礼”成《周礼古义》两卷，《仪礼古义》两卷，《礼记古义》两卷，是书专宗汉诂，注重辨伪辑佚，“于汉经师以来，贾、马、服、郑诸儒，散失遗落，几不传于今者，旁搜广摭”。惠栋礼学研究的相关著述另有《明堂大道录》八卷和《禘说》二卷，虽张之洞《书目答问》将两者列入经部《礼记》之属，然其本归《周易述》四十卷原目录中两本。在惠栋看来，考明堂之制和禘祭之礼皆与《易》学相关联，曾明确指出《周易》《明堂大道录》《禘说》三者之间的关系，自称“余因学《易》而得明堂之法，因明堂而知禘之说，于是刺六经为《禘说》，使后之学者知所考焉。”又言“其道本乎《易》，而制寓于明堂”，故而《明堂大道录》《禘说》当属惠栋《易》学成果。
吴派沈彤、褚寅亮的“三礼”研究
沈彤（1688—1752），字冠云，号果堂。沈彤治学尤精“三礼”，曾任职三礼馆，参与《仪礼义疏》纂修工作，故而有着深厚的礼学修养，礼学建树卓越，撰有《仪礼小疏》七卷和《周官禄田考》三卷。《仪礼》经文晦涩，本世所罕习，又古训未易晓解，于是经注多有散佚，舛讹百出。沈彤憾惜“圣人之精蕴沉郁于是书者独多”，广采郑玄、贾公彦、万斯大、敖继公等汉唐至明清诸家之说剖析是非，于群经聚讼处疏通证明，最终推求可信训解。是书取《仪礼》中《士冠礼》《士昏礼》《丧服》《士丧礼》《公食大夫礼》五篇为之疏笺，卷末附《左右异尚考》一篇，择释经文下均附按语，可谓考证精核，疏证翔实。沈彤礼学著述另有《周官禄田考》一书，“自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从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沈彤详究周制撰《周官禄田考》三卷，提出“官之命者必有禄，禄必称其爵，而量给于公田，是周官法制之大端”予以辨正，全书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
褚寅亮（1715—1790），字搢升，号鹤侣。胡培翚?曾称：“吴中近年为《仪礼》学者，有冠云沈氏、鹤侣褚氏、震苍江氏。”吴派另一学人褚寅亮深耕礼学研究几三十年，受紫阳书院古学浸染，传惠栋“一以注疏为归”的疏证理念，遵循吴派训诂考辨的学术理论，以申郑驳敖为旨归，撰《仪礼管见》三卷，于郑注多有申发补释。该书于正文前另附《敖氏集说妄改经文摘录于左》指明敖继公改动经文文字之错讹，又有《笙诗有声无词辨》《拜下解》《旅酬考》《宫室广脩考》四篇考论之文。
吴派余萧客、顾广圻的“三礼”研究
由于古籍缺乏善本，清代学者出于尊古求实的治经需要，训诂实践往往伴随着古籍的校勘与辑佚工作，盖吴派于“三礼”辑佚校勘之申发亦有功。
余萧客（1732—1778），字仲林，号古农。吴派辑佚始于惠栋，惠栋辑佚着力《易》学，有《新本郑氏周易》《易汉学》《易例》等辑本。余萧客踵继其学，“尝慨汉、唐诸儒旧经注多散佚，爰采辑各家，分条纂录，编《古经解钩沈》三十卷”，是书存稽古之思，辑佚范围遍及诸经，“三礼”部分成《周礼》一卷，《仪礼》两卷，《礼记》四卷，掇拾唐以前的经籍训诂，一一标明旧疏来源及其卷地，可谓信而有征，是以由辑佚而训诂，由训诂以通经。
顾广圻（1766—1835），字千里，号涧薲。在就读紫阳书院期间问学于钱大昕，次年受业于惠栋弟子江声，得惠栋遗学，“尽通经学、小学之义”，诚为清代校勘学卓荦者，被誉为“清代校勘第一人”。曾为黄丕烈、孙星衍、张敦仁等人校刻，寓目之书甚多，所校诸书皆精审不苟，然其校勘所附考证、札记常题他人姓名，也未曾撰有专书，今仅存校刻古书之序跋、校勘记收录于《思适斋集》中。顾广圻校勘“三礼”主要所成，乃是协助张敦仁翻刻《礼记注》并《礼记释文》，对抚本《礼记》经注进行了精审的校勘，最终代撰《抚本礼记郑注考异》二卷。因此，《抚本礼记郑注考异》虽署名张敦仁，实则是蕴含顾广圻校勘志趣的精神之作。是书在校勘过程中熟谙文字音韵、名物礼制之训诂考证，进而通经史百家之义，校书中讹误。
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三礼》中称：“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三礼”作为我国古代政治活动与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各门类学问，乾嘉吴派学者在尊古充实的学风下，对“三礼”古经进行了精审翔实地训诂、校勘与辑佚工作，积极促进了礼古经的保存与传承。因此我们对乾嘉吴派“三礼”古文献的整理与复原已然是立足新时代，汇集中华民族历史礼学资源，进而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有着深入推进礼学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行为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乾嘉学派—吴派惠氏三代训诂研究”（KYCX23_320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