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趋新”：近代史学研究的史料选用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郑嘉琪 曾佳敏

摘要：近代中国不断受到来自世界的“冲击”，社会变动呈现出既剧烈又频繁的特点，原本稳定的小农社会开始呈现异于往常的变化趋势。面对这样的历史走向，在综合近代一系列历史大事件的基础上，张海鹏教授提出近代中国的七次“革命高潮”论。由此观之，近代大事件的频发，让社会的不稳定性明显加剧。而多歧性则是另一显著特征，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同时还存在各地区之间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发展不同步，这就给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史料选用；中国近代史；近代史研究

一、学界之“变革”

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都受到近代社会剧变频仍和多歧性等特征的影响，而这种趋势正朝着正统文化衰落、边缘文化上升的方向发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主要是靠文人继承和传播的，如果这个国家文人阶层不作为，或者抛弃自身文化，而去学习别人的文化，那么这个国家的自身文化必将走向消亡。自民国以来，我国文人为了改变旧中国的面貌，避免亡国灭种，拼命地去学习西方文化，把西方文化完全照搬过来，几乎彻底抛弃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甚至一味地对中国文化进行否定。后五四时期各方的论争武器仍然是“西来”的，而自清朝以来的中西“学战”也就成为实质上借中西之名的西与西战。

在史学界，也同样掀起了一股“革新”风暴，极大地影响了近代许多史学大家的史学研究，再加上后来美国费正清等学者开始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深入研究，使得中国也受到了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冲击。

二、史料的“趋新”

（一）史料的尽力扩充

近代以来，西方学界的冲击导致许多新的学术门类涌入中国，而史学作为中国所固有的学术门类，对中国的学人来说更容易进行学习和从事，所以，这些新的学术门类就在无意间走入了史学的道路，出现了类似于“六经皆史”的现象。“六经皆史”一说来自章学诚，而后，章太炎又提出了新“六经皆史”说。基于此，史料的“趋新”就首先体现在对史料的尽力扩充上。广泛扩充史料的趋势自宋至明清时期就已然存在，而民国时期更是得到了充分发展，把过去的一切文字记录资料都归入了史料之范畴，“六经皆史”转变成为“六经皆史料”，这种治学方法俨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主流取向。

（二）对传统史学的挑战

然而，这种“六经皆史料”的倾向却引发了一系列对于传统史学的挑战，此时的学人迷失于广阔的史料海洋之中，而不同史料之间的区别却被模糊，其原本附有的各种思想含义、政治功能等等都不复存在，史料也就不再有高低之别了。而作为传统中国史学根基的六经自然就被众人抛弃，经学边缘化，甚至一味地在经史典籍以外寻找新的史料，摒弃了对正史的阅读，对居于中国史学核心地位的“考据”学进行攻击。在近代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学人读书不仔细是常有的事，对旧史料更是如此，学人对旧的史料以及研究解读不到位，认为现在已经存在的旧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却全然不知其辉煌的外表下根基不牢的事实。

（三）史料与史观的对立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引入了许多外来的理论方法，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史学研究不再仅仅围绕着史料展开。于是，周予同将近现代中国史学分为史料派与史观派，“史料学派”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论断，这个论断正概述出了近代历史学的最显著特征，是傅斯年对于中西史学变迁的整体把握，但是这种观念可能会引起一定的误解。史观与史料产生对立，引发民国学人关于史与论的争议。[1] 这个时期的史料派与史观派存在严重的立场对立现象，导致了史学发展的不正常走向。而研究具体问题时，不必非得套用何种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未必完全适用，当今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的对话仍然不充分，在对话的同时，也不忘自身的主体性，要建立学术的立足点与发掘自身学术优势。

三、结语

近代的史学界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打破传统史学的传统，进入了史学研究的新时代，而对于史料来说，也是一次天翻地覆的改变。笔者认为，总结起来就是以下三点：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史料的重要性。罗志田教授认为时间性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特色，不应该被我们所忽视，而中国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也奠定了史料的不可撼动的基础地位。所以，历史并不是历史哲学，历史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而事实的建立也一定是以史料而不是想象为基础的。[2] 其次，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新旧史料，正确运用史料。傅斯年、陈寅恪二位先生都认为史学研究并不是无限度地去主张扩张新材料，史学研究的正确做法是，在已经读过书并且掌握了基本材料的前提之下，再进一步对新材料进行搜集。然后，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材料进行整理与考证，验证其真伪。最后，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史料与史观，以及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应当在坚持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适当吸取外来的理论方法对中国本土的材料进行新的解释，从而得以重新建构历史的情境。

参考文献：

[1]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2]《考古学的新方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