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运河溯源至大禹及新石器时代考》： 一部重构中国水利史的学术力作

常州市图书馆研究员王继宗新著《江南大运河溯源至大禹及新石器时代考》是一部填补中国水利史研究空白的学术著作。该书证实了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在江南，其历史可追溯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发现，使中国大运河“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定语不再落空，为中华文明在“运河开凿”这一代表其文明工程实力与科技先进程度的领域正名。

著作概述

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及浙东运河组成，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经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然而，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材料仅依据《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的记载，将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定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6年在邗沟开挖，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古文明。《江南大运河溯源至大禹及新石器时代考》作者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古资料的分析以及地理环境的考察，提出了江南大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禹时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

历史回顾与辨析

《左传》记载的局限性在于，其所载的夫差开凿此运河是为了出兵的军事用途，与出于农业目的开凿灌溉用运河是两件事。农业是常事，国史因篇幅所限，常不载这类民间细事，而只会载录军国大事。因此，《左传》载及军事用途的运河，并不代表这条用于军事用途的运河就开凿于这个时候。《江南大运河溯源至大禹及新石器时代考》作者通过对《史记·河渠书》与《禹贡》的文献记载进行深入研究，结合考古发现，提出了江南大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禹时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这一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关于江南大运河起源的认识，还为研究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文献发现与学术价值

《江南大运河溯源至大禹及新石器时代考》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文献研究中最重大的发现，便是接连找到三条宋人文献证明江南大运河在大禹时代便已存在。这三条文献是：①常州宋《咸淳毗陵志》卷十五“山川”：“运河……《史记》云：禹治水，于吴通渠贯江、湖。”表明江南大运河是大禹治水的产物。②宋《舆地纪胜》卷七“镇江府、景物上”：“漕渠……司马迁曰：‘禹之治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其来久矣。”与常州宋《咸淳毗陵志》的观点两相呼应，证明常州至镇江段江南大运河在大禹时代便已存在。③宋《舆地纪胜》同卷“镇江府、本朝人诗”又引宋人熊遹诗：“禹疏渠绝岘，秦凿堑分京。”这就写明大禹是“疏”漕“渠”即疏浚大运河，证明大禹之前常州至镇江段江南大运河便已存在。有此三条宋人文献作为依据，加上常州大运河南岸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圩墩遗址”、北岸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青城墩遗址”这两大考古证据，便能证明当时常州至镇江段江南大运河的存在，是上述两大文化的母亲河。

《江南大运河溯源至大禹及新石器时代考》最大的学术创新在于证明江南大运河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马家浜人所开凿的农业灌溉用的“井田制”横向主干渠。这一方面是根据多处“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址位居江南大运河的南北两岸，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太湖地区的“横塘”全都与太湖岸线相平行而为运河，同时江南大运河又与长江岸线相平行而为运河，其名字又都叫“塘河”，证明江南大运河也是江南“塘浦圩田”图景中的“横塘”，而江南的“塘浦圩田”就是古代“井田制”的遗象。

地域文化价值与贡献

《江南大运河溯源至大禹及新石器时代考》是江南常州大运河研究对中华大运河溯源工程作出的重大贡献，必将改写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常州至镇江段”江南大运河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中的最早地位，极大地推前中华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中的年代，为申遗成功的“中国大运河”奠定了在世界运河史中的地位。

同时，此书作为江南大运河的溯源研究，具有极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在江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文化探源领域同样具有开拓性的发现。例如，书中首次揭示出江南（即长江三角洲）所拥有的“东海、北江、西江、南江”四面环绕而“中江”横穿、“大运河”纵贯的、全世界罕见的“活水周流、毛细顺畅”的“田”字格般的地理环境，这是此地经济、文化自古以来就繁盛发达的地理根基所在。

总之，《江南大运河溯源至大禹及新石器时代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江南大运河的起源，也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通过对这本著作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