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动江苏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瞻思考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并从五个方面对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重要部署。作为开放大省的江苏应不负使命，勇挑大梁，深化改革，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第一，要深刻理解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和要求。当前，有很多一线的同志，对“制度型开放”仍停留在字面理解，在实践中的认识仍有待深化，为此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和要求，以科学的思路谋划和推进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因此，一是要学规则。要更多研究中国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22个FTA，特别是研读RCEP与中国入世承诺不一样的地方，充分援用相关条款，深挖江苏服务贸易领域新优势。要更进一步研判“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对江苏具体行业和领域的影响，提前布局、未雨绸缪，为未来孕育新优势。要积极探索江苏在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特别是丝路电商建设中通过引领规则制定塑造经济优势的可行路径。二是要学管理和规制。勇于探索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以差异化的股权比例设置来谋划CPTPP规制豁免；完善公司治理，彰显国有企业独立的经营主体身份。强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出台更多类似“特斯拉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的经典创新举措，吸引最多的经营主体集聚江苏。三是要学标准。借鉴上海的经验，吸引外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把国际先进标准引入江苏。同时，发挥江苏自贸试验区“区内外保税检测”制度创新溢出效应，吸引全球著名标准检验检测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性的标准领域论坛落地江苏，形成国际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齐聚江苏，以标准赋能江苏制造业登攀质量之巅，实现江苏制造和江苏标准并列于世界市场的新局面。

第二，要善于以理念创新的“前沿性”构筑制度创新的“独特性”。尽管相比于一些兄弟省市，江苏在开放能级上仍旧有不小的束缚；从国家战略部署看，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开放型经济新举措目前尚无法在江苏完全复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江苏就没有可为之处。恰恰相反，可以瞄准和对标开放前沿的区域，从江苏自身实际出发有所作为、创新作为，形成江苏独有的竞争优势。例如，苏州目前还没有机场，但通过“城市航站楼”的创新设计，不仅让旅客在苏州完成上海机场的所有登机手续；而且通过与之配套的前置货站保证了出口厂商在苏州就能办理上海海关的空运出关手续，上海机场俨然也是服务苏州的机场。类似于这样的制度创新，就应该在全省范围广泛征集、交流经验，让前沿城市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物流优势、人才优势成为江苏各地可以直接拿来就用的优势。

第三，要主动出击将“客场资源”变为“主场优势”。尽管江苏没有像上海、海南等地那样被赋予国家特殊试点的使命，但不代表这些改革试点就与我们无关。我们应当借鉴当年“星期天工程师”的经验，把上海、海南等地的政策优势反向变为我们的制度创新优势。积极对接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引导市场力量，在合作区内设立研发中心、商务中心、培训中心、会展中心，让江苏的经营主体能在合作区内便利对接全球资源。复制推广苏州工业园区走出去的经验，鼓励省内有条件的高新区深入海南岛，探索设立各种形式的飞地，有效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利局面。切实加深江苏与新加坡的全方位合作，借助新加坡在国际网络中的链接作用，保持与世界的密切联系，汇聚全球创新要素，推动江苏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此外，应积极推动建设海外江苏中心，促进江苏企业走出去。借鉴“德国中心”帮助德国中小企业走海外投资的经验，在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国家的重点城市，打造属于江苏中小企业的海外之家，确保江苏企业在海外的安全，有效推动双循环新格局构建。

第四，要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创新提升服务贸易。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开放背景下，江苏应当从下列几个方面发力，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一是厘清自身优势，打造特色服务贸易高地。充分发挥江苏文化底蕴深厚、高等教育发达、人才数量庞大、基础设施完备、经济与文化交融共生的特点，重点发展文化贸易、旅游贸易、金融贸易、数字服务贸易、运输、建筑、知识服务贸易等。二是集聚经营主体，营造服务贸易发展生态。围绕服务贸易发生的全过程，构建全产业链的跨境服务贸易生态群。积极引育第三方服务支撑机构，尤其是具有全球服务能力的服务商。三是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积极探索新型离岸贸易，加快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建立直通新加坡的数据专线，扩大跨境数据流动探索。利用苏州5个国家级专业法庭的优势，营造高水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鼓励法律、会计、商务、研发、物流、仓储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招引更多国际知名专业服务机构，打造专业服务高地。四是充分发挥推进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机遇，重点在文化娱乐、旅游服务、电信服务等领域积极吸引外商投资，激发市场竞争和主体活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全球共享我国开放发展红利的有力举措。

第五，要抓住历史机遇构筑立体式、全方位、个性化招才引智新机制。一是着力变“世界顶尖科学家江苏行”为“世界顶尖科学家江苏留”。近年来，发达国家因研究经费不足导致大批顶级科学家和研发人才出走中国。10亿级像素相机技术创始人戴维·布雷迪、美国国宝级科学家马里奥·塞格德、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前校长杰弗里·维特、日本科学家福田敏男、脑神经研究专家御子柴克彦、世界知名量子科学家施尧耘、语音识别开源工具Kaldi之父丹尼尔·波维等纷纷来到中国。2021年8月，被誉为“光催化之父”的日本顶尖科学家藤岛昭带领团队全职加入上海理工大学，更成为标志性事件。但是顶尖人才落地江苏的案例不多，因此，我们要抓住国际人才流动这一新特征，主动出击，更大力度引进海内外“高精尖缺”科创人才和团队。二是允许外籍人才跻身“体制内”，重新定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内涵。2021年海南自贸港率先面向全球选聘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中国香港的叶家麟和新加坡籍林光明成为首批入选人员，分别受聘为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局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首席规划师（享受副厅级待遇）。随后，外籍人士林月文受聘担任海南自贸港国企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全面统筹海南控股离岛免税全渠道业务。如今《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简称《方案》）亦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担任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张江科学城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江苏省应加快确立将外籍人才视为“自己人”的改革举措，开拓了人才招募新思路。三是要学习深圳确立“人才不必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开放理念，让江苏成为天下英才实现梦想的最美舞台。充分利用苏州实验室、紫金山实验室等国家级科创载体，对基础学科和重大项目团队负责人实现“双聘”制引进。一方面，要求领衔专家及其团队人员每年在江苏从事1个月以上的研发活动；另一方面，专家及团队成员薪酬直接支付给其所在原单位，且团队成果第一署名单位仍为专家原单位。这样既可以避免人才抢夺的恶意竞争，也可以通过专家团队在江苏的持续性研发活动产生连锁反应和溢出效应。四是探索人才涵养新思路，前置江苏与海外人才对接时间点。借鉴新加坡立化中学与苏州合作的经验，创设江苏本土留学基金项目，鼓励江苏与符合资格要求的本土出国留学的优秀学子签约，由省政府给予留学生奖学金，留学生完成海外学业后要按照合同约定为江苏企业服务一定期限，否则要支付高额违约金。通过这一制度可以提前锁定本土潜在高端人才。五是设立专门机构招引国际人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招揽国际高端人才的专门机构，如印度设立“海外印度人事务部”，新加坡设立“联系新加坡”，德国设立“德国学者组织”等。建议江苏加大海外人才招引机构建设，探索人才引进的新实践，在人才便利化方面给予一定的突破。同时，锁定重点人才，以持续对接的方式实现招引目标。

王俊系苏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屠立峰系苏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东吴智库副院长。本文是江苏省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JSZY202407）、江苏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4JZA-007）《江苏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