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于用思想去把握时代，“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却在于将哲学思想从解释世界的二维镜像中抽离出来，并将其置身于人类生存的现实实践活动的本身，进而证明人类能够“改变世界”的思想真理。哲学思维具备洞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能够深刻阐明时代真理，以其独特的洞察力引领并号召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方向。它激发人们形成积极把握时代脉搏、勇于引领时代潮流的主体性力量，进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此时，哲学思维便插上了通往现实的翅膀，成为照亮现实的思想引领力。
“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是科学的辩证思维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的理性思维能够强化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坚实的逻辑基础，进而确保人类历史在正确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形成是基于对百年党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理性升华而来的，其坚持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认识的“从后思索法”。“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本人一贯坚持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核心，其中最具普遍意义的思维方法便是科学抽象法，即“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而“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即通过科学抽象的思维方法，将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上升到对历史规律的认识，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形成历史认识的自觉，从而主动创造历史。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它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产生的本质，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和一般规律，提供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真正科学的认识视角，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本质上也是人类社会形态不断更迭演变的历史篇章，而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则是一个遵循着内在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首先应承认人类社会的客观物质性，人类和人类社会是整个物质自然界的一部分，既是物质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是物质世界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会经历孕育、产生、发展、灭亡如此由低级向高级更替的过程，这体现出人类社会客观物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承认人类社会的客观物质性，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活的客观过程，揭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肯定历史自身发展的前进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规律。实践活动中，人们可以认识、把握和运用规律，却无法凭主观意志任意取消规律。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不同于自然界的盲目性和无意识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正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有意识、有目的，所以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才形成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演化。“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离开了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实践活动，就没有所谓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更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既承认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存在，同时又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充分尊重和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洞察时代大势”既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前提，又是激发人民群众的实践能动性的科学前提，把握历史主动是洞察时代大势的最终目的，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到引领时代。任何“规律”或者“大势”最终都要通过人的主体性活动体现出来，能否正确理解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是洞察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关键，对二者关系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既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同时又内蕴着深厚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就科学的理论思维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不单单是能够合理解释现存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根植于内的是以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为前提而生成的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即根植于人类实践生活本身的唯物辩证法。恩格斯曾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现实中，就关于人类世界的改造或者社会发展来说，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存在实际出发还是人的主观愿望出发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决定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不同于以往哲学领域的唯心辩证法，唯心辩证法将对人类现实存在本身的认识或者解释规定于概念系统中来完成，以概念发展的辩证法展现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用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来取代客观世界的外在性和精神活动的主观性，在人类思维的自我反思活动中实现思维的“全体的自由性和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从而在构筑一个“概念世界”或者说“思想实体”中完成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性生成（包括客观物质世界与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相统一）。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始终是一个辩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整个世界是一个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整体，是过程的集合体，因此才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和阶段性等特征。决定人的思维“最直接最本质”的根基在于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与世界的全部矛盾关系以及所有这些矛盾关系的展开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曾认为，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即人类的实践活动构成了自身历史性的存在，其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结果，人类自身存在又体现为其现实生活的过程，一旦离开人的现实生活这一过程，人的存在就成了抽象化的概念。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它的形成源于人们过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反过来它又以某种客观规律性制约和引导人们实践和创造的未来之路。因此，人们创造自身历史的实践活动内含两种尺度，即“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两种尺度的共同作用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规定性。而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这两种尺度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在二者共同制约下所形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性所体现出来的既有必然性因素，又有偶然性因素。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总有一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的前面，它处于引领世界历史总潮流、总趋势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列宁曾认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思想运动，而且都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又会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段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即要洞察人类社会形态向着未来更好趋势演变的可能性规律，把握决定历史发展趋向的必然性因素，掌握发展主动权，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主动去创造历史。
“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既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又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时代观；尤其在当前形势下，面对波谲云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发展新格局，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视野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主题。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史为鉴，要准确地把握历史或者时代的“规律”或“大势”，从而掌握历史主动，这既是科学的理论思维又是科学的实践智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都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跃迁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思维只有透过自身的抽象表象同具体的外部现实世界作用并产生联系才能真正意义上抵达现实，从思想中把握到时代具体。哲学思维一旦背离指向现实世界的实践目的，那么哲学思维将只能在纯粹的主观意识领域或者经验领域中打转，那么此时哲学便脱离了时代，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真正意义；而时代也因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带领时代发展而变得精神贫瘠，人的实践性存在的现实意义便仅仅不过是一堆碎片化的转瞬即逝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头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全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初始于哲学的大众化；学哲学、用哲学，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是中国共产党极大的思想优势和政治优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剖析了中国革命的诸种问题，形成了若干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篇章，如《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正是由于早期党内领导人能够以正确的哲学思维和视野看待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贯彻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同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诸如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作斗争，中国革命才得以从根本上扫清思想障碍，最终找到赢得革命胜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而这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集体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学哲学、用哲学的光荣传统。陈云同志曾多次强调，首先要学习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邓小平同志也曾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在新时代当下，全党同志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唯物史观是占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塑造自身历史，而历史本质上不过是人们为实现各自目的所进行的活动的记录。人类历史的可贵之处在于它首先是通过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但人类历史本身却又呈现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并且反过来制约和规范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同样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最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呈现出的便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且这种统一不是抽象逻辑中的统一，而是诉诸现实世界中呈现出的一般趋势或者一般规律，具体可表现为时代大势或历史大势。“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即通过洞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外部趋势，寻找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明晰客观规律背后的必然性因子，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中所内蕴着的矛盾关系和因果关系，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前提下掌握发展先机，把握历史主动，从而使人的主体活动在日益合乎规律性中更加自由、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所折射出的是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思维前提下的对当下新的时代问题的哲学回答。自近代以来，我们曾在浩浩荡荡的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固步自封，从而遭受着落后挨打甚至亡国灭种的时代危机，如何摆脱落后状态，紧跟时代步伐，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在对“中国去哪”的时代追问中，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接下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时代追问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根本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在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与理论创造，实现着哲学思维的不断跃迁。
“时代大势”中的“大势”即客观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曾认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掌握科学的规律，按规律办事是我们日常工作乃至生活中的科学准则，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不懂规律，甚至与规律背道而驰则必然导致失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既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又指明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演变同自然历史过程相似，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在实践视域又冲破了以理论或直观的方式去解释世界的藩篱，将人的实践的、能动的感性具体的生存方式作为新的解释原则和理论出发点，即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视域中发挥作用，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产生真实影响，才得以成为人类世界重新立法的前提所在。因此，在遵循规律性制约下对人的实践能动性的合理安置便成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通达现实实践的必要原则。“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这一论断的提出，既概括和总结出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辉煌的实践智慧的内核所在，同时又一语道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新的发展格局，百年党史的伟大实践已然创造了区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的形态。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的提出彰显着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厚的哲学功力，散发着“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的新时代哲学思想力，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新跃迁，既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又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飞跃。因此，深入揣摩和深刻领会“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这一命题所内蕴的哲学思想力，意义非同寻常。
“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途径，为人民开辟了一条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遵循“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继续展开中，既要根据新的时代坐标，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又要继续坚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仰，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以新的历史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背后是百年党史实践的智慧结晶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哲学思维对时代精神的表征却往往通过反思、批判、否定或者超越等思维形式加以呈现，即用理论形态表征人对现实的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而这也是哲学视域中人类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意义所在。“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这一命题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百年党史所构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本质，实践活动的时间延续性和空间展开性使人的思维或者认识处于不断地以理想性否定现实性，或者用现实性去超越理想性的循环往复中，从而使人对世界的认识永远保持在一种具有张力性的思维空间中，而这种张力性的空间给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的能动性预留了无限的至上性，然而这并非暗含着以承认人的意志的无限能动性为前提唯意志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哲学”，恩格斯早已明确提出，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思维的理想性、至上性追求是哲学思维赐予人类得以“仰望星空”的“终极关怀”，可以说，人类历史文明因追求理想而彰显伟大，因秉承信念而走得久远。恰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智慧，才能让人类在实践活动展开的历史性存在中，能够不断以理想观照现实、反省现实，不断用否定现实去接近理想或用现实超越理想，从而不断地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的更新，延续和缔造人类历史文明的绵延。
作为利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如何将抽象的理论迅速作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活动，争取革命胜利是首要任务。就历史来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所积累的丰富实践智慧，主要来自实践活动视域中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有效发挥。这里所说的实践智慧并非发源于西方古代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实践智慧，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智慧的内涵表征。中国古代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儒家学说中一向主张“中庸之道”“中和之道”“时中”。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智慧，究其根本体现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实践活动展开中，所产生的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追问；进而形成将理论与实践二者辩证统一的实践智慧方法论。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看待事物的发展过程，在实践活动的“过程性”展开中，将矛盾双方置于张力性的空间，使其二者最终呈现出一种动态性的平衡状态，由此，也可称之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更是认识的目的；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更好地改造世界。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智慧在于克服了从形而上学中洞察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与创造历史二者的关系，从人类存在的历史性出发，既承认思维的客观性前提，又坚持在事物的发展中完成思维对客体无止境的接近，给予历史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所内蕴着的丰富的哲学思维之光，其背后便是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之上的深厚的实践智慧辩证法，是百年党史实践智慧的结晶。百年党史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之路。其中，在如何使现实不断趋近于理想的具体实践活动展开中有效地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决定着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的实现。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因此，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实践主体来说，天然地受着两种视域的内在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先天理论视域和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践视域。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理论形态的体系性、规范性、有限性使得理论活动中人的思维处于被规定、被引导的状态。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随着西学东渐而来，且传播情况较为复杂。作为以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为理论旨归的西方社会的众多思潮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曾被西方传教士、保皇党、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等人士加以传播，且在早期的传播中呈现鱼龙混杂的现象。这一时期，国内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只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并未信奉或者追随，也并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髓。直到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和精神武器被先进知识分子广泛传播，尤其是以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形式进行研究和宣传；大量的相关研究著作、译著也随之涌现，并开始自觉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由单纯的理论形态开始进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视域中。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被动接受到纳入中国革命的实践视域下的主动阐释和运用，中国革命的实践视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并开始真正中国化的客观前提。
回首百年党史的伟大实践历程，追求理论的现实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当作为一般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被纳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时，抽象的理论形态是无法直达感性现实的，需要经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这一中介环节；而物史观视域中的人是具体的、能动的，世界归根到底是由人创造的。而当时身处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社会，作为能动的革命实践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时代重任首先是要摧毁一个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因此，单纯直观地描述或者临摹理论世界的规定性并不能满足中国革命的实际需求，其关键之处在于能否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否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近代中国革命先天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于是，在现实问题的驱使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结合必然是在物质的运动和发展中完成的，必然会随着具体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而持续进行。由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绝不应当被视作为一种可以固步自封、自说自话的纯粹概念论哲学，应当视其为是中国人民有目的地、自觉地创造着自身历史的历史哲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视域，人民群众既是创造自身历史的剧作者，亦是剧中人；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关乎革命事业的功败垂成，因此，便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对实践主体作用的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基于对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认识。其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既是历史的，也是实践的；如何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为人的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发挥保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无一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智慧。
“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背后并非抽象世界中自我运动的纯粹理论思维，它的提出有着百年党史深厚的历史和实践逻辑积淀，尤其彰显着作为历史剧作者和剧中人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是蕴含其中的深刻道理、哲理学理，也是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智慧的内核所在。当下，立足新征程的时代坐标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既已完成了从追赶时代潮流到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性转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智慧必然会彰显出新的历史视野和时代高度。“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哲学思维这一命题，彰显着与新的时代问题遥相呼应的时代哲学观；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由自为走向自觉的时代性跃迁；是辩证的、历史的、科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