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依据化倾向

执行和解协议由执行实施案件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达成，旨在变更执行依据中关于义务履行的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一般采用书面形式。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降低义务履行的交易成本、使义务履行方式适应新情况等优势，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是执行工作中的常见情形。

不过，执行和解协议不能完全替代原执行依据，即使双方当事人将书面和解协议提交执行法院备案。执行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备案的接受，不意味着已经对该和解协议进行了完全的审查，这一协议与其他各种类型的合同之间没有本质不同，都是没有经过司法确认的。

显然，另诉意味着更长的维权周期和更多的经济成本，就执行和解协议另诉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比例不高。对和解协议不能直接成为执行依据一事，现行规定在担保条款方面有所缓和。结合关于执行和解、关于变更追加执行案件当事人的规定来看，如果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对此不需要另诉。

但是，违约金条款却不能成为恢复执行后执行依据的一部分，这一现行规定可能招致申请执行人的不理解。正因此，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做法是，在恢复执行后，鼓励双方按照原和解协议的精神行事，敦促被执行人支付相应的违约金，避免更多诉讼案件的产生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既然申请执行人一方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被执行人也确实负有履行和解协议的义务（尽管尚未经过司法确认），关于将执行和解协议纳入执行依据类型、正式成为执行依据的呼声，在解决执行难的过程中逐渐上升。减轻讼累，有何不可？

建邺法院法官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可能影响第三人利益。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双方可以约定扩大申请执行人的债权，甚至优先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这对被执行人的其他债权人而言是不利的。这正是最高法明文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后，执行法院不得以此出具以物抵债裁定书的原因——责任财产的分配应当由执行法院依法进行，以平衡多方利益；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效力仅限于二者之间。

此外，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其严谨性受到当事人诉讼能力的限制，可能无法达到执行依据所需要的水平。诉前调解协议要成为执行依据，必须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其部分原因也类似。彭鸣俊 杨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