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推动了长达7年的进步文化活动，通过报刊、学校、研究院等阵地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理论方针，深入推进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文化活动主体，其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和生动的实践在当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战时省会；永安；进步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曾宣称它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永安作为与桂林、重庆并驾齐驱的三大抗战文化中心，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但相较于桂林和重庆，关于永安抗战文化的研究较为薄弱，而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推动永安进步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则更为稀少。本文深入探析中国共产党在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贡献，以期为新时期的宣传文化工作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一、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历史语境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国土大面积沦丧；上海、武汉等地相继陷落；东南沿海亦遭铁骑蹂躏。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决定将省会迁至永安。永安这座小小的山城从此开启了它为期7年半的进步文化活动新篇章。
（一）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必要性
1938年5月至194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轰轰烈烈持续了7年半之久，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作品战斗力之强、思想斗争之激烈，独步于东南，蜚声海内外，与桂林、重庆被统称为三大文化抗战中心，是在血与火逆境中求发展、夹缝中求生存的一朵文化奇葩。中国共产党在永安这一文化据点推动进步文化活动有其充分合理的必要性。
首先是推动永安抗日救亡运动的迫切需要。面对当时国土大片沦丧的严峻挑战，国内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永安作为福建战时省会，有责任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抗战文艺人士作为民族解放的“先锋”和“殿军”[1] 更应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隐蔽战斗于永安地下的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福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各种进步文化活动，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
其次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迫切需要。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浪潮不断掀起，白色恐怖再次笼罩永安。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民众及其各阶层反应不一，悲观情绪蔓延。此时，凝聚人心、宣传抗战、鼓舞士气，为革命前途指明方向显得尤为迫切，而宣传内容和形式直接关系到唤醒群众的成效。“为了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共产党人的重任——鼓动、宣传、教育和组织广大民众……”永安大批文艺工作者在“文协”的领导下，推出大量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和戏剧，深入农村和内地进行演出宣传，刊发实时报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本质，使进步文化活动同全民族抗战形势密切相连，借以唤醒民众，认清形势，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二）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可行性
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摧残殆尽到抗战时期的蓬勃发展，首先，得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它为推动进步文化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成长空间。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从而在永安形成了一支坚强的文化宣传队伍。
其次，众多进步文人的聚集，为推动进步文化活动提供了强大的文化阵容。在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队伍中，有铮铮铁骨的无产阶级战士卢茅居、邵荃麟、陈培光、羊枣等，有驰名文坛的知名作家黎烈文、王亚南、董秋芳等，有开宗明义的文化官员陈仪、刘建绪、郑贞文等，有一心为国的爱国人士程星龄、谵震、李由农等，有誓死无悔的革命女战士葛琴、谢怀丹、何柏华等，更有大批气血方刚的青年学生和广大觉醒的民众。他们以气贯长虹的姿态走出书斋，将大众化的文艺作品输出到抗战一线，开创了永安进步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同时，众多知识分子秉承“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以饱满的民族热情与爱国情怀呼吁中华儿女扛起抗日救亡大旗，以兴办出版社、刊发进步文章、编排抗战戏剧、谱写抗战歌曲等形式宣传抗日，反对内战，共同推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走深走实。
最后，文教机构的内迁与建立为推动进步文化活动提供了稳定的客观环境。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国土的大片沦陷，战火燃烧至东南沿海。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福建省政府陈仪决定将省政府机关陆续迁至燕江之滨——永安，随后省府所属行政、经济、文教等机关及大中专院校、文化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等也接连向永安及附近山区疏散。至此，永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城，不仅成为福建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东南文化据点。同时，峰峦叠嶂、偏于一隅的地理位置为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保障。当时福建省长官陈仪相对宽松的执政政策，也为共产党开展进步文化活动营造了宽松的环境。此外，永安历来造纸资源丰富，且出版的书刊“纸质好，校对仔细，装帧讲究，印刷质量好，被誉为国内（国统区）第一”，这也为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兴盛提供了土壤。
二、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具体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统区政治形势复杂，永安并没有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一级组织机构，但广大的地下党员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领，通过报刊、研究院、学校等渠道深入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方针政策，撰写国内外时评，最终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文化活动主体。
（一）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时省会永安的文化活动过程中，没有机械地复制延安文化运动的样板，而是通过共产党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永安特殊的文化环境，根据特定的文化宣传政策和主张，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复杂的环境下，因时而变，因势而变，让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不断掀起高潮。推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发展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坚持政治引领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团结和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要统一战线”，这就是文化界的政治引领。此外，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更是为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文化。于是，永安各地下党员开始将文化活动与抗战紧密结合，为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方针指引。
其次，坚持宣传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如《老百姓》《联合周报》《国际时事研究》等报刊，注意讲究以民众的口吻，适应民众的口味，刊载言简意赅、明白易懂的文章，并以图画、木刻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基层，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和抗战斗志。
最后，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永安的文化活动，一方面，利用当地传统文化资源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了民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另一方面，创办新刊物、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理论作品，创新文艺传播形式，为广大民众提供精神支持，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同时也促进了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和新生文化力量的培养。
（二）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主体构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在永安建立所属的组织机构，但党的领导作用始终贯穿于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全过程。其中首要的就是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在永安抗战期间，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东南局先后派遣陈培光、卢茅居、黄扆禹、陈明等60多位干部和地下党员奔赴永安，开辟了抗日文化宣传阵地。在省会转至永安伊始，中共福建省委就派干部前往永安，于1938年开创了隶属于我党的第一份刊物——《老百姓》，成为召唤广大有识之士进行抗战文化活动的号召书。随着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深入开展，党组织对永安的工作更为重视，先后指派原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卢茅居、中共东南文委邵荃麟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1940年4月，福建省委指派闽江特委青年部长黄扆禹对永安党员传达国内抗战形势的有关指示，要求他们要始终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发挥在文化活动中的核心作用。此外，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将“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详细转述给被委派至永安工作的作家，让他们遵照执行。
其次，团结进步知识分子，擎起文化抗战旗帜。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不是仅限于几十个共产党员参加的单一文化活动，而是包括了各方面进步人士的抗战文化活动。如改进出版社社长的黎烈文、省政府图书馆馆长的董秋芳、经济学家王亚南等，他们都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自觉奉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黎烈文在《改进》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希望》一文，表明创办《改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所贡献”；董秋芳在图书馆采购进步书籍，打开了一扇透进新鲜空气的窗户。由此可见，在永安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他们所起的进步作用非常明显，真正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再次，联合进步学生青年力量，掀起学生运动热潮。194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及《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后，永安地下党员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小规模单线方式，在学校形成“据点”，利用自身社会身份千方百计地向爱国师生宣传爱国抗战思想。譬如以教员身份转述战情，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成立时事、文艺研究组，等等。同时，利用报纸、杂志、戏剧、歌曲等多种形式，深入宣传抗战形势、党的政策主张及抗战英雄事迹，激发青年学生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在党的带领下，许多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募捐、救护、宣传、慰问等救亡工作，为前线将士提供有力支持。
最后，团结台胞及海外侨胞，聚起海内外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海外侨胞投身于抗日战争，制定与实施了对外开放求真务实的侨民政策。193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时，表明“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向全体海外华侨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在统一战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台湾义勇队与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简称少年团）入闽，推动成立“南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为台胞及海外侨胞提供沟通与交流机会和平台，为永安抗战胜利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与人力支撑，同时，还开展了丰富的文艺活动，如诗歌朗诵、街头演讲、高喊口号、表演戏剧等。综上，中国共产党极大地团结了海内外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筑起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爱国统一战线。
（三）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具体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大致经历了蹒跚起步、柳暗花明和步履维艰三个阶段，同时根据所处的不同阶段，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也有相应改变。
首先，宣传党的抗战主张。1938年至1942年底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形成及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以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激发民众抗战意识为主。《老百姓》报纸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开辟了三个栏目：“讲故事”将抗日道理寓于抗战故事中；“功过簿”以歌颂抗战人物、抨击汉奸及官吏恶行为主；“时事解说”以时事评论、简报、演义、要闻、诗歌等多种形式向广大读者介绍战局变化，其中邹韬奋撰写的《抗战》战时评论以其鲜明的观点，为广大民众阐述“战则兴，降则亡”的道理。改进出版社的进步刊物种类繁多，包括固定刊物《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众》《战时木刻》6种，还有八大丛书和各种单行本近百种。其中《现代文艺》革命色彩最浓、战斗性最强。它以“谁在抗战”创刊号为主题，发表了邵荃麟的《英雄》、葛勤的《生命》、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等揭示国民党当局不作为的文章。同时，还刊发了批判误导民众的相关书籍的书评，譬如谷虹的《有毒的野玫瑰》一文批判陈栓的《野玫瑰》散播汉奸理论，说它是“抗战以后最坏的一部剧作”。
其次，深入研究学术理论。1943年，面对政治危机加深的情况，共产党员不得不隐蔽精干、转入地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轰轰烈烈的文艺宣传活动也转至深入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这期间，《建设导报》《民主报》和东南出版社表现尤为活跃。其中，东南出版社影响最大。它一方面出版了有影响力的进步书籍，如郭沫若的《先秦学说述林》，借古讽今，批判国民党打压进步文化活动；茅盾、于潮（乔冠华）等人的《方生未死之间》，引用《资本论》的一句话“一个国家，它既不能跳过它发展的必然阶段，也不能用一道命令叫那发展的必然阶段不来，不过它能缩短和缓和新生的苦痛……”借以发出时代的呼唤：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灭亡，新的制度必然会诞生。另一方面，东南出版社还经销进步期刊和书籍，既包括我党的《新华日报》《群众》等，又包括《甲申三百年祭》《政治经济学教程》《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入门》、享誉新闻战线的时事评论家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等，甚至包括《论联合政府》《西行漫记》等“禁书”。
最后，撰写国内外时事评论。1943年春至1945年是进步文化活动最活跃的阶段，相较于之前的文艺宣传，这个阶段文化活动更为直白、透彻、猛烈。它以投枪式的杂文与议论性的随笔作为战斗武器，这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言论自由的斗争，更是一场扼杀与反扼杀的搏斗。羊枣是这个阶段斗争的核心人物，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共发表了54篇文章，40余万字，形成了以羊枣为主又心照不宣的战斗集体。其中羊枣所撰写的《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黎明前的战斗》等短评，直截了当、针砭时弊，客观分析了轴心国与同盟国敌我双方在欧、亚各个战场的形势，充分展示了其高度的文化修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羊枣发表的《从柏林到东京》一文，准确预测了对日战争的走势及取得胜利的时间。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形势，国民党顽固派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于1945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永安事变”。一时间，永安再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许多进步人士被捕，羊枣被迫害致死。在当地地下党的领导下，永安汇入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洪流中。
（四）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宣传渠道
在国统区战时省会永安，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共产党员情满燕江，斗志昂扬，在新闻出版界、理论界、戏剧界、音乐界及教育界构筑起坚强的战斗堡垒，推动进步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办永安报刊，传播抗战主张。当时，永安作为战时省会有其特殊政治地位，各种职能机构众多，人员庞杂，客观上为党的隐蔽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在历时7年多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中国共产党指派叶康森、王毅林、卢茅居、刘子崧、羊枣、李达仁、邵荃麟、余志宏、郑书祥、钟尚文、谢怀丹等同志在永安开展工作，先后在永安创办了十多种主要报刊，大部分共产党员身体力行贯彻党的政治主张，直接或间接发挥了领导作用。其中共产党员王西彦担任《现代文艺》主编，卢茅居担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出谋划策抵制国民党图书审查；同时，灵活运用官方出版物，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来宣传进步思想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其中，东南出版社由进步人士及地下党把控出版与经销；《建设导报》的总编辑、主笔及主要编辑位置几乎都被共产党员占据；《民报》中的进步人士董秋芳力邀地下党员撰稿发文，利用图书馆的官方阵地积极宣传进步思想。
第二，创建永安战时研究院，提倡理论研究。1944年，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聘任王亚南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依托于官方阵地，王亚南等将其作为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王亚南还创办了经济科学出版社，并发行了《社会科学》和《研究汇报》两个学刊。其中，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与原论》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来揭示旧中国经济关系本质，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更是采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物辩证法剖析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及官僚资本。
第三，活跃于永安的学校阵地，培养战时人才。青年学生认知清晰、充满激情、战斗力强，中国共产党以学校为阵地，广泛宣传抗战救国主张，尤以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为典型。该校有12名师生是中共地下党员，有“红色音专”的美誉。地下党员郑书祥利用文史教员身份向学生转述战况，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时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同时，他们团结学生，组织了“时事研究会”“鲁迅作品读书会”等，更是借《新华日报》《群众》等红色报刊给学生传阅，还出版了《铁草》《笔锋》等进步刊物激发学生的抗战热情。此外，地下党教员还利用空闲时间不定期举行聚餐、文艺汇演与读书会等，以轻快的方式积极培育战时人才。
第四，创办文艺社团和文化活动，进行社会动员。战时的永安燕江畔，戏剧演出和抗战歌声此起彼伏。广大戏剧团体积极响应统一战线号召，高举“国防戏剧”旗帜，高喊“文艺工作者到街头去”的口号，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战。从1940年至1943年前后3年时间里，先后组织进步戏剧团到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进行巡回演出，演出700多场，观众达150万人次。除戏剧演出外，还兼带电影放映、图画展览、体育表演、文字宣传等。与此同时，抗战歌声也异常活跃，各大中院校都组织抗战合唱团、歌咏队，每天上街高呼抗战口号，高唱抗战歌曲，并深入农村，写标语、贴壁报、演露天剧、教抗战歌曲，等等。总之，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官方及非官方、公开及秘密的宣传方式高举抗战旗帜。
三、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省会永安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现实启示
风展红旗的永安，其抗战时期的进步文化活动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更在今天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现实启示。
（一）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战线的政治领导在永安地下党员身上深刻地展现出来，永安进步文化运动的胜利，也向我们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全面领导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集中体现。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把“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摆在“七个着力”重要要求的首要位置，彰显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命题的极端重要性。“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只有深刻把握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的内涵要义与实践要求，才能更加自觉自信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二）筑牢思想根基：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为国家立心，为人民立魂，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抗日战争时期，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抑或在抗日根据地，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地位，即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之号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来感染和吸引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指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中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奋进新征程，我们更应该坚持理论真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三）统筹发展人才：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
人才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1938年起，众多仁人志士齐聚永安，在这片热土上踔厉奋发，共同推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蓬勃发展。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首先要坚持立德树人，构建科学人才规划格局，以创新、质量为导向，更新人才引进机制，构建人才发展平台，畅通人才实践通道，直面基层，服务人民。其次要坚持探索创新，打造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构建高质量学科建设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最后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设一支高素质党员队伍，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稳步向前。
（四）提升宣传效能：采取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
媒介是人类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通过传播信息、意见和观念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介越发重要。作为价值、思想、文化等信息传播的载体，媒介在观念引导、思想教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媒介也能够帮助受众与作者建立情感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第一，建立上下联动的宣传机制。以导向为引、内容为主，加快建设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第二，采取接地气和贴近群众生活的艺术形式，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符合群众实际需求与审美需要的大众文化，使文艺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第三，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第四，拓宽对外传播渠道，传播中国好声音。高度重视国际传播效能，将“自己讲”与“别人讲”相结合，展现日新月异的中国故事，感受独具魅力的中华文明，探索博大精深的文化瑰宝。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省会永安推动的进步文化活动是抗战时期东南敌后文化的一面光辉旗帜，它不仅繁荣了东南文化，更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斗志和爱国热情，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李 莹 女，山西运城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现代史
李宝艳 女，河北廊坊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研究”（FJ2022JDZ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