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据《中国哲学史新编》文本研究，探索冯友兰晚年哲学思考的逻辑进程，探究冯友兰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现实意义。冯友兰晚年哲学观的演进表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结和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反思，以共殊关系化解东西方哲学矛盾，从“接着讲”方法论上实现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化的转变，更好地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哲学理念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做铺垫。
关键词：极高明而道中庸；仇必和而解；薪火相传；旧邦新命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也表现出不要依傍他人、只凭着自己现有的水平、真诚的创作，才是真正的人，一个学者应当做的就是诚实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如果只是为了哗众取宠，那就是“修辞立其伪”。冯友兰晚年一方面是对自己过往错误的修正，一方面是对自己哲学体系的反思，还有就是希望以自己现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也就是说在修辞立其诚的基础上将重心放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新编》（下简称《新编》）是冯友兰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包含冯友兰诸多“可怪”之论，很多学者将《新编》视作“晚年定论”，故而研究《新编》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新编》撰写的曲折过程、方法论体系的转变，能够在字里行间看到冯友兰在经历文革后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可称之为“否定之否定”。他早年是肯定自己的新理学为“新统”，是“接着讲”的，中期学术的曲折坎坷以至冯友兰怀疑自己，开始否定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到晚年也是在不断地反思中进行了《新编》的撰写，病痛折磨在他看来根本不是问题，他只觉得表达上做到了“诚”，正是他在自序到总结当中一脉相承的“诚”。冯友兰说过，中国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最终中国哲学会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世界。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哲学的精神境界
“真正哲学的性质……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1]，最哲学的哲学在冯友兰看来是对真际有所肯定而对实际无所肯定，哲学无法对现实提供作用，却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看似无用实则大用。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功用，一是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反思中进取，在锻炼中提高，身体力行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新原人》中冯友兰就提出“人生四大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大境界是随着人对自己人生的觉解程度的提升而提高的。而最高的精神境界——天地境界就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即最高的精神境界，中庸即人伦日用合宜，在真际世界极高明，在实际人生道中庸，这是人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中华民族“入世即出世”的生存理念。
冯友兰的整个晚年哲学思想是处在动中求静的状态，早年的平顺，中年的曲折，晚年的自由，他的人生历程和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证明了冯友兰对人生的觉解程度在步步接近他的天地境界。晚年冯友兰在《新编总结》中写道，哲学的概念是供人享受的，人的至高的精神境界是对哲学有觉解，“并不是只作文字上的了解，而是作更深入的理解，并把这样的理解融合于他的生活中”[1]。他认识到真正的哲学不仅要有理智的理解，也要有直觉的感受，这样理智和直觉的结合才能提高精神境界。从这层面来看，晚年的冯友兰并没有放弃原有的哲学体系 ，而是在经过曲折艰难的生命活动中验证了他所坚持的哲学观念，并进一步反思和完善自己的哲学体系，《新编》越写越畅快也是因为他于自己的精神境界中得到了解放，达到了“海阔天空任我飞”的大全境界。
二、“仇必和而解”：客观辩证思维及其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的是关于人的学问，在冯友兰看来最高精神境界的人也是最适合统治社会的王，即“内圣外王”——既是最高精神境界的具象，也是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是通过觉解成就的，一切对立的矛盾必然会经过“仇必和而解”，通过对真际世界和实际世界的双重觉解，经过对平凡事的觉解达到四大境界中天地境界，最终达到极高境界。圣人“自同于大全”的精神境界使得他能顺应万物而无为，圣人之德以育天下，建立“和”的社会，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冯友兰对中国辩证思维做出解释，他借用张载的话来说出自己对于未来世界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然去向的看法，即“仇必和而解”。张载将客观辩证法的规律总结为“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一个统一体内才会有对立面，才会矛盾对立继而和谐统一，如阴阳相合、黑白相成、高低相对等现象的存在就表明了有对就有解。于人的精神境界而言，觉解的程度代表了精神境界的不同，对人的意义也就不一样，自然境界到达功利境界，再到道德境界，最终到天地境界，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如同过关斩将一般不断觉解人生，充分发展真我，尽性至命，日常事即圣人事，明心见性是圣人事，日用人伦也是圣人事，一个人对自己和宇宙的觉解，由此把握到的宇宙人生的意义就意味着人达到与万物顺，“无我无私”的境界，就是“自同于大全”，而这种充分觉解人生到达的境界也可谓“仇必和而解”的境界。从共殊的角度来看，冯友兰的“仇必和而解”的客观辩证法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冯友兰曾预言过，未来的社会蓝图应当是以“和”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继续和发展[2]。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而不同”哲学命题，使得中华民族成为求同存异、多元统一的社会模式，因“和”而成就“解”，美服佳音才得以存在，社会也才能和谐自然发展。人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人生和谐是共相，人生矛盾是殊相，人生矛盾千千万，每一阶段矛盾不尽相同，矛盾的依存和转化都是依统一体而言的，表现出来就是“具体的共相”；“和”是人类发展至今的共相，“仇”是统一体中对立面所表现的殊相，“和”的命题是一脉相承的，共相寓于殊相之中，意味着未来世界哲学只有互相沟通，转化矛盾斗争为统一和谐，中国哲学的永久价值才能继续传递下去，世界哲学必然依着“仇必和而解”大道而行。
三、“薪火相传”：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冯友兰曾说自己是处于“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而他的使命就是“如何理解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处理解决这种矛盾，同时如何在这矛盾冲突之中与之适应”[2]。哲学是回应时代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冯友兰如其他哲学家一般开始思考当前的时代问题应当如何解决，他借助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梳理中国哲学，使之有条理、有系统、有体系；以“接着讲”的方法论开辟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创造“抽象继承法”以期中国哲学中不变的、有价值的命题得以传承下去，晚年也要坚持重新梳理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
冯友兰常常提到“旧邦新命”，所谓“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有新命的旧邦就是我们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3]。实现旧邦新命的动力在于他希望自己能够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是他爱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促使他在95岁高龄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希望“把中国古典哲学中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品”[2]。在《新编》的写作中，冯友兰明了了自己的哲学使命，中国哲学史的梳理应当是在普遍哲学意义中独具民族特色，逐渐透彻表达出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冯友兰希冀新理学体系的构建能够为中国哲学现代化作出“铺垫”而非“框架”，“《中国哲学史新编》不仅是过去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哲学的营养”[2]。新旧结合，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发展是承接中国古典哲学，把古老的中华民族文明中的哲学智慧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传递出新的光彩；新旧相续，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起点，中国现代哲学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未来的起点，绽放出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本文系2024年度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冯友兰晚年哲学观的现实意义研究”（项目编号：YJSJJ23-B14）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