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始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新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持续推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日渐融入人类社会各领域，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这一发展要求内在蕴含着顺应历史发展的实然逻辑、满足现实要求的应然逻辑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的必然逻辑，深入理解把握这三重哲学逻辑要义有利于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的历史实然逻辑
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规划愿景时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民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任何发展路径的选择并非随机的，而是顺应历史发展逻辑的实然性选择。
（一）科技革命和产业分工演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科技革命是对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根本性变革，历史上每一次科技的重大创新与突破都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进而孕育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过去的时间里，人类共经历了四次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蒸汽机开始成为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手工劳动，促使人类进入了机器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内燃气和电动机逐步取代了蒸汽机，大幅度提高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文明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国在此阶段错过了两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所以在近现代以来长期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和产业链的低端，经济发展处于弱势地位。
第三次科技革命又称为信息技术革命，此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的提升，也逐渐显现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趋势。在此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尾，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此时的中国已经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开始融入世界经济。
进入21世纪，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以工业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中国认清国际形势，遵循科技发展规律，作出了“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正确判断，并认识到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战略作用，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所以，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是根据四次科技革命和自身发展状况作出的一项科学判断。
（二）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经验积淀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理论中，生产力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早在1956年，党中央就向全党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强烈想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的现状。1963年，毛泽东明确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国在此期间建立起了包括工业、国防、地方等多领域的科技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促使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1995年，党中央则把科技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旨在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尤其开始重视信息化建设和互联网的发展，这为我们党在日后正确认识把握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各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元宇宙等新技术形式不断出现，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据经济开始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迄今已七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2017年的“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到今年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八年间由“成长”到“创新”的提法不仅显示出党中央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我们党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和规划愈发清晰，指出了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方向。这都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人以往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总结历史规律，摸清经济发展趋势。
二、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然逻辑
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有着深刻的现实应然逻辑。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数字时代，面对现实重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是当代中国面对“两个大局”所作出的应然性选择。
（一）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数字经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的关键力量，各国也争相将数字经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布局，以提升本国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以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就充分体现了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巨大价值。党中央高度重视数据的价值，并进一步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要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的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以提升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为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并将其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数据技术的创新提升，数据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的作用日渐凸显。“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在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畅通经济循环，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数字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体现在以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参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在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同时还能够促进其他要素在经济社会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而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价值的提升，也加强了各环节之间的联系，从而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比如数据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企业能够通过“数据+算法”的分析方法找到发展规律，降低产业优化升级的门槛和成本，大大缩短企业技术、产品由研发到量产的周期，更有利于传统产业转型发展，为进一步推动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举措。所以，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三、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的理论必然逻辑
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到数字经济的概念，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的阐释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内在蕴含着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然逻辑。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
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的本质，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不断变化会激发技术革命，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增长，进而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同样，在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就是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激发数字技术革命，利用数字技术链接和融入社会资源，对现有的生产力进行变革升级，获得新的生产力，即数字生产力。新时代发展数字生产力旨在通过数字技术融合其他生产要素来创造出满足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结果。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新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生产力也在不断提升，而这种以数字技术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力最终也将会带来数字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更新迭代对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变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就进一步激发出了数字生产力的活力，数据开始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者将数字技术视为劳动资料，实现了生产条件数字化、生产过程数字化、劳动产品数字化，大大推动数字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所以发展数字经济是新时代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
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是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保障的必然要求，经济基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新时代要提升我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水平就必然不能忽略数字技术的作用，而近年来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也深刻证明了这一道理。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5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41%，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影响程度前所未有，为我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同时，马克思认为先进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助推作用，经济基础虽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也不排斥思想领域也会对物质条件起作用。所以在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目的就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考虑在新时代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比如2021年《“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等相继发布。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围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部署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2023年又进一步出台《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等，这些都为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起到了助推作用，所以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既体现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也蕴含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作者简介：薛晓丹，硕士研究生，中共太原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