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领域”理论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一、“第三领域”理论的提出

黄宗智所提出的“第三领域”概念，描述了一种介于国家正式体系与社会非正式体系之间的跨界空间。这一领域并非单纯地属于国家或社会，而是两者的相互作用与融合所形成的独特区间。基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黄宗智对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现实。因此，他提出了“第三领域”这一概念，强调在中国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双方共同互动参与并相互影响的“第三领域”。在基层治理中，除了官方和民间各自的矛盾治理方式外，还通过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在基层治理中发展出二者皆认同的“第三领域”矛盾解决机制，由近代社会“第三领域”的“官批民调”，发展到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党建民治”。

二、“第三领域”治理模式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社会治理的根基在基层、矛盾纠纷发生的场域在基层，从“枫桥经验”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再到以“诉源治理”为主要标志的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适用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即“第三领域”治理的创新模式。

三、“第三领域”治理模式的特点

第一，强调党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党的领导为“第三领域”治理注入了新的内容，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带动作用，党的领导作用是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从意识形态到组织结构，都需要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党的带动作用是激发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自主性和积极性的重要保障。

第二，鼓励社会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促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保证治理需求与资源供给的平衡，重视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基层治理领域的社会组织资源配置，有助于满足公众日益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关注并解决基层社会的实际问题，提高社会服务效益。

第三，注重强基导向，提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的概念。它准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矛盾纠纷的重点在于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强调的是对社会矛盾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就是争取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早、化解在小，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四、“第三领域”治理的路径

第一，加强基层党建建设。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中缺乏一个坚强的与基层群众休戚与共的领导核心，导致基层社会容易出现涣散与不稳定，因此，要在宏观上发挥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和带动作用，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思想引领作用，同时发挥党在组织架构建设中的优良传统，建设符合基层社会特色的组织体系，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得到有效落实。党的带动作用是激发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自主性和积极性的保障，基层党组织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鼓励和引导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培育基层群众治理能力。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中，过分强调义务本位，导致基层群众权利意识淡薄，只有被动的服从和接受，并不能自主地、独立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因而，在探讨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关键在于塑造基层治理主体的问题解决能力，激发其独立性、积极性和创新性，同时调动群众的自主性，使他们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让群众自我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问题化解在基层。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需给予适度支持，助力基层社会治理逐步走向独立和成熟。

第三，建设基层道德体系。在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中所体现的价值理念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符合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的社会道德体系。发挥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德治犹如社会之灵魂与根基，强化社会道德建设，崇尚社会正气，必不可少。我们应借助新时代之风，弘扬党风家风，推动民风社风转变，从中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人文资源的勃勃生机。推动党风家风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熠熠生辉，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能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同一盏明灯，贯穿始终。借助丰富多样的村规民约，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发扬公序良俗，抵制封建迷信，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植根于基层民众的灵魂深处，引领全社会风气向好向善。

第四，建立多元化矛盾解决机制。传统社会基层治理方式中，也曾有多级调解的矛盾解决机制，因此，构建层次丰富的矛盾化解体系，力求将农村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消解于萌芽状态，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之有效途径。例如，建立村、乡（镇）多级调解机制，村调解不成，可以由乡镇来参与调解。此外应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等非正式规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建立村规民约等民间规范的审查机制，只要内容合法并且审查通过即允许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区域内适用，同时可以邀请专业人士比如法官等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以保证其内容的合法性。通过上述方法也能充分尊重和保护基层社会的民主权，鼓励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