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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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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纸名称:江苏经济报

入党志愿:矢志不渝的信仰之光

日期: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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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A04版:江苏档案       上一篇    下一篇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筚路蓝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或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抑或是在高歌猛进的新时代,无数共产党人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时刻彰显信仰之光,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中国共产党用百年时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吸引了大批追求者、跟随者。一生向党组织靠拢,成为无数中国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际,我们选取了“书信家国,尺牍情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三角档案联展”中展出的三位优秀共产党人的入党志愿书,探寻不同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汲取踔厉奋发、接续奋斗的精神力量。

茅以升:特再次提出申请,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已年逾九十,能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殷切期望与日俱增……为此,特再次提出申请,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986年9月2日,我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在其入党志愿书中写下了这句话。虽没有惊天动地,却处处彰显一位科学工作者一心向党的人生追求。

茅以升,镇江人,早年留学美国,是卡耐基梅隆理工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工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里关于桥梁的见解被世界桥梁专家称为“茅氏定律”。1920年,怀着“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志向,茅以升回国。

1933年,茅以升接受任命,开始筹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1934年11月,钱塘江大桥举办开工典礼;1937年9月26日,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建成。这座大桥的建成,打破了当时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是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抗日战火的蔓延,同年11月,茅以升接到南京国民政府“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日炸毁钱塘江桥,以防敌人过江”的命令。其实,在建桥后期,茅以升就已经预判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对炸桥早有准备。他在设计大桥时就设想了最有利于实施的炸桥方案,在造桥时预留了存放炸药的位置。接到命令后,茅以升提出了先安放炸药,情况危急时炸桥的计划,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12月23日,日军入侵杭州,钱塘江大桥终被我方炸断。在当年除夕,茅以升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十二月二十三日,敌军迫近杭州,本桥为我方自动爆炸,第十四号桥墩被毁,五孔钢梁落水。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立此誓言,以待将来。”

为实现誓言,抗日战争胜利后,茅以升再次回到杭州,主持钱塘江大桥的重修工作。但由于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内部腐朽混乱,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大桥才全面修复完工恢复使用。跨越不同政府时期的重修经历,让茅以升对中国的未来方向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其1963年10月撰写的《钱塘回忆——建桥、炸桥、修桥》中写道:“桥的本身虽已有历史记载,但造桥经过却反映了一些历史情况,值得今昔对比,来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茅以升一直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66岁的茅以升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见到了周恩来,吐露了希望入党的心愿。但那时茅以升在国内外知名度很高,我党认为留他在党外为党工作,更符合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此后,茅以升再也没有提过入党的要求,而是根据党的安排,积极参与统战工作。

1985年,茅以升已近90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埋藏在心底的愿望,自己口述请秘书执笔撰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1986年,茅以升双目病变严重,又一次请亲友代写入党申请书,并正式提交。同时,茅以升还向党组织表达了无论是否能够入党,他都坚决拥护组织决定的决心,他说:“是继续在党外,还是吸收入党,怎样对党有利,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我就应当怎样做。这是大局,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我终身志愿。”

1987年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会议室里,茅以升终于完成他毕生所愿,在党旗下高举右手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虽然茅以升离世时党龄只有两年,但这80个字的誓词,是他一生始终不变的追求,是他一生始终践行的方向。

严济慈: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

在“书信家国,尺牍情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三角档案联展”中,展陈着一位中共预备党员的转正申请书,申请人为严济慈。严济慈,1901年出生,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79岁。

严济慈在中共预备党员转正申请书中激动地写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精神焕发,努力学习和工作,没有生过一天病、请过一天假……这完全是党给我的力量,给我的老年以旺盛的生命力。”“我决心在科学园地做一名辛勤的老园丁,浇灌出万紫千红的新花,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美好。”即使是年逾古稀,他依然希望可以为国家培养出万紫千红的科学新星。

刻苦、追逐、奉献,是严济慈一生一心向党的真实写照。从青丝到白发,无论是战火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严济慈始终把自己融入国家发展,提出“舍科学无以救国”“欲求立国今日之世界,吾国不容不发达科学”等。年少时期,严济慈刻苦奋发,留学巴黎,学有所成,但始终心系祖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团队,生产出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批光学仪器,供前线抗战和后方医疗、科研教学使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并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东北分院院长、副院长等职。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旧址上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严济慈出任首任院长。他把研究生院办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学校”。在他的邀请下,李政道、杨振宁等国内外著名学者先后来校讲学,当时的学院,可谓是“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

197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严济慈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1980年,他终于如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3月6日,严济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入党?》一文。

当时,有人曾向严济慈提出两个问题:“(一)一个八十岁的科学工作者为什么要入党?(二)为什么要在一些人认为党的威信下降的今天入党?”为此,严济慈专门撰写文章,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解答。针对第一个问题,他说:“解放前,我曾怀有科学救国的志愿,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因此,我不问政治,整天埋头科学。但是,旧社会的现实使我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解放后,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科研工作很快便开展起来,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工作的实践,生活的比较,使我悟出了这么一个道理:实现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科学;而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在长期斗争的磨练、比较中,我逐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因而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针对第二个问题,他说:“至于说我为什么要在有人认为党的威信下降的时候入党,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大妥当。因为一个要求入党的人,如果他的动机不是为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而是视党的威信如何而定,那他不但不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说得明白点,就是从个人得失出发的投机者。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将竭尽所能,为祖国的‘四化’贡献一切。因此,在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途中,我要求入党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愿意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79岁,人生已过了大半,但对于严济慈来说,祖国的发展与变化,让他充分认识到科学报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虽已至暮年,但他认为“党给了他的老年以旺盛的生命力”“过去作为进步的科学家,现在成为党内新兵,两者应该很好地统一起来”,他要实现多年夙愿,成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一名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政治生命的新的起点”。

施光南:我要永远跟党走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来克服,永远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1969年8月18日,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写在自己入党申请书中的一句话,也是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一生的坚守。

施光南,浙江金华人,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入党,他曾写过三次入党申请书,横跨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在这份1969年写的入党申请书中,他动情地写道:“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没有党我不仅不可能具有现在这一点点可以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思想和专业技能,甚至在国民党迫害下连生命都不见得能保存下来。党就是我的父母,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1979年时,为了表达自己对党的这份赤诚,他用一串串音符,谱出了《最美的赞歌献给党》这首歌。

作为一名党的文艺兵,施光南的作品,始终充满了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时代的赞美。他在1984年撰写的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自己能作为党的一名文艺尖兵。我要用自己的笔,尽力写出无愧于我们的祖国、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农村改革开始兴起。对于即将到来的美好景象,施光南充满期待,他联合陈晓光共同创作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把时代精神与泥土气息美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唱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之声。

为中国音乐发展添砖加瓦,是施光南一生不变的坚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量音乐人改变方向涌入流行音乐创作赛道,施光南却不变初心,仍然固守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创作领域。这一时期,他无偿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了歌剧《伤逝》,把鲁迅精神搬上了大荧幕。在接到创作歌剧《屈原》的任务后,他更是克服重重困难,付出大量心血,以致自己积劳成疾。在作品问世一个月后,他就倒在了钢琴旁,离世时年仅50岁。

施光南的人生虽然不算很长,但他却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精神产品。这其中既包括充满欢乐情怀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马铃声声响》《赶着马儿走山乡》《打起手鼓唱起歌》等歌曲,也包括满怀大众心声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多情的土地》等等。他用一个个音符,诠释着自己的红色信仰。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施光南“改革先锋”称号,他是100位“改革先锋”中唯一的音乐家。

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百年来,信仰之光始终闪耀中华大地,始终散发万丈光芒。在这光芒的引领下,像茅以升、严济慈、施光南一样的优秀共产党员不断涌现,他们随光而动、逐光而行,不断用行动诠释红色信仰的力量,留下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接过红色信仰的接力棒,脚踏实地、砥砺前行,扛起奋进新时代的使命,继续书写践行信仰的红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