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纪律建设不断加强，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保证，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有力武器，为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了基础条件，成为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保障。为服务党纪学习教育，我们深挖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加强纪律教育的档案记忆，梳理提炼经验启示，以期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刻认识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党之大计”。
一、明纪与守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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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严明的纪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20年，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首次提出“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没有使用纪律的概念，但包含了党的纪律相关内容：“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首次设立“纪律”专章。自此以后，直至六大党章以及十二大以后的党章，都设有“纪律”专章。
1927年，党的五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首次提出“政治纪律”概念，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放在治党工作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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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当时，抓军纪就是抓党纪。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纪律建设，书写了纪律建设的红色篇章。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西南荆竹山时正值秋收，战士们长途跋涉，又饥又渴，有的战士随手就挖老乡家的红薯来充饥。毛泽东得知该情况后，向部队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在这期间，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4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初，毛泽东又在“六项注意”中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从而形成了“八项注意”。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表述不断修改完善，直至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做了统一规范，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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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坚持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实施民主政治，通过整风等方式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教育，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党的纪律的党内法规，是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领导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分两次给延安马列学院学员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
纪律严明是新四军的优良传统。新四军不仅通过集中纪律教育推动形成铁的纪律，还将纪律教育抓在日常、严在经常，以铁的纪律约束广大指战员的言行。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听说泗阳县的群众对骑兵团的马踏坏庄稼很有意见，就亲自到骑兵团开展纪律教育。在全团大会上，他严肃地指出，“骑兵特殊”的说法是非常不对的。不能自认为“特殊”，因而破坏群众纪律就可以原谅。他说，马应听人指挥，人应听党指挥，党决不允许任何人借口“特殊”，让马践踏群众的庄稼、啃群众的树皮、吃群众的青苗。马是我们的“无言战友”，它是无罪的，问题是指挥马的人，嘻嘻哈哈，不知道军民关系的重要，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号召战士“在敌人面前一定要像猛虎，在人民面前一定要像绵羊”。经过彭雪枫的批评以后，骑兵团几乎杜绝了战马脱缰的现象。在战斗中，战士们就像猛虎一样，狠狠地向敌人冲杀；对待人民，则温顺和蔼，秋毫不犯。
1941年整风运动在延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后逐步扩展到其他抗日根据地。苏北、苏中、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创办指导整风学习的刊物。
盐阜区整风学习从1942年11月开始，不久因日伪向盐阜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整风被迫暂停，1943年9月重新开始，全面展开，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结束。盐阜区整风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第二阶段是联系实际进行反省，分学风、党风、文风三个方面；第三阶段是全面反省。剧作家阿英专门创作了五幕历史话剧《李闯王》，借以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提高警惕，引以为戒。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将党的纪律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首次把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入总纲，确立了纪律建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第一次将“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所属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作为党的组织纪律予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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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通过加强教育、完善制度等举措，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确定“六条规定”，为“进京赶考”做好了纪律准备。
1946年7月12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注意加强部队纪律教育的电报中指出：“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
1948年1月，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的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我军攻克陕北榆林高家堡时，对商人乱没收等破坏纪律的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1948年，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战争形势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迅速发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思考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为争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及以后的执政奠定基础。5月在河北阜平城南庄会议上，毛泽东表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意见；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12月，毛泽东给复刊的《中国青年》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国共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在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紧要关头，严明的纪律对树立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提高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并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作为全军指战员工作人员进入城市生活行动的准绳，要求各级军政机关须据该公约、守则深入教育所属部队，务使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各级军政干部以身作则，督率全体切实遵行。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长江天堑，胜利解放南京。
解放南京的指战员牢记入城“三不准”又称“三不动”要求：一是入城不准“乱动口”，即营以下干部不准对外乱发表讲话；二是入城不准“乱动手”，即对城市文物和敌伪档案等不准乱动乱摸；三是入城不准“乱动腿”，即不准去外国人和资本家住宅，也不要去住民房和向市民借床板等。我军战士进城后，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
1949年4月，上海战役即将打响之时，为了接管上海，中央从各地抽调5000多名干部，用20多天时间在镇江丹阳进行整训。其间，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就军队纪律问题多次作报告、提要求。鉴于上海特殊的市情，陈毅更是鲜明告诫：“我们进上海如果不抓纪律，肯定是红的进来，黑的出去。”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气象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下午3点起微雨，子夜大风……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看到雨中躺在街边的解放军战士，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果断放弃迁往香港的决定，感慨道，“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进入上海的解放军战士们，给刚从枪炮轰鸣中恢复平静的城中百姓带来了军容整肃、秋毫无犯的“见面礼”。而这份“见面礼”的背后，是解放军铁一般的纪律，也是解放战争以来我党纪律教育的生动印证。
二、惩处与警示
严明党的纪律，维护纪律权威，是党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延安时期抓住在当时具有很强典型意义的事件，进行全党范围的纪律教育，强化了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
1.针对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四个服从”教育。张国焘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到达陕北后仍不思悔改，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叛党而去。针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行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四个服从”原则，后正式载入七大党章，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一直沿用至今。
2.针对黄克功事件进行严明纪法教育。黄克功16岁就参加革命，参加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年10月，他因逼婚不成，激愤之下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当时在延安有两种声音：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主张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者必须偿命。
毛泽东在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黄克功案件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要求“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黄克功事件在边区引起极大震撼，中国共产党不仅以纪法严明取信于民，而且以在纪法面前人人平等昭示全党。
3.针对开除刘力功党籍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刘力功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去中央党校培训，毕业后不服从组织让他去基层工作的安排。党组织曾7次找他谈话，但他仍拒绝执行。为此，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向全党公布。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阐明了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原因，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真正遵守纪律，就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围绕“刘力功问题”和陈云的这篇文章，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大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遵守纪律的政治自觉。
4.针对判处贪污腐化分子肖玉璧死刑进行廉洁纪律教育。从中央苏区转移到延安后，党中央对于一切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工作人员，不论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党龄多长，都“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1933年4月参加革命的肖玉璧是老红军，打过多次仗，立过战功，任陕甘宁边区一税务分局局长后，居功自傲，利用职务之便贪污3050元，被依法处以死刑。《解放日报》发文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三、经验与启迪
启示之一：党的纪律是党维护团结统一的“凝固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促改革、谋复兴的百年奋斗历史，也是一部以严明纪律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的纪律建设史。政治纪律是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当前，越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越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是长期执政，越要深刻认识严明政治纪律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极端重要性。
启示之二：党的纪律是战胜一切敌对势力的“杀手锏”。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特有优势，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杀手锏”。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着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越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越要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牢记“三个务必”，以严明的纪律，凝聚起克敌制胜的强大战斗力。
启示之三：党的纪律是赢得人民拥护支持的“金钥匙”。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这是党和军队赢得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的根本所在，保证了党和人民军队在数次挫折中重新奋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新时代新征程，突出强调严守群众纪律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更具现实意义。要通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启示之四：党的纪律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防火墙”。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不及时纠正在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等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党在实践中生成、在奋斗中赢得、在发展中保持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历史一再证明，严明纪律、严肃作风，是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根本保证。党员队伍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既在于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长期的党性修养锻炼，更离不开纪律严明这道“防火墙”。要通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铁的纪律刻印在脑海中、体现在行动上，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始终在纪律规矩的范围内工作生活。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藏）
供稿：江苏省档案馆档案资源开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