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档案馆 金 钰
【编者按】2023年12月26日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同志生前曾到过江苏20多次，青年时期就有4次。今天，我们通过青年毛泽东四次江苏行的档案记忆，追寻伟人足迹、领略伟人风采，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汲取精神伟力。
一、1920·行至南京
隆冬时节，位于江苏省档案馆二楼展厅的“书信家国 尺牍情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三角档案联展”固定展依旧人流不断。一封封家书、一帧帧照片、一页页日记，生动再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的初心与使命。
在展出的170余封红色书信中，有青年毛泽东于1920年6月7日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信的一开头就提及了南京之行：
“邵西先生：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
1920年4月11日，作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人之一，当时在北京组织驱张（军阀张敬尧）请愿活动的毛泽东离京赴沪，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也乘便为第二批即将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萧三等人送行。他乘火车沿津浦铁路一路南下，并用20多天时间沿途考察了南京等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
当时，南京是津浦、沪宁两铁路的连接点和长江下游航运的必经之地，交通运输业比较发达，现代产业工人有1万余人。江苏督军署、省长衙门均设在南京，全市共有39万多人。行走在南京城内还可以看到外国人开设的工厂、银行、医院、商店，也能感受到南京人民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情绪。
5月5日，毛泽东抵达上海。5月8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新民学会会务。
新民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13人在长沙创建，并一致通过确立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学会宗旨。作为一个学术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初创时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各种思想问题和国内外形势，探讨中国的去向问题。新民学会成立两个月后，毛泽东和蔡和森的恩师杨昌济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在北京，杨昌济将留法勤工俭学招生的消息传回湖南，也从此开启了新民学会会员赴京筹款勤工俭学、接触进步新思想、踏上人生新路的社会实践。
在5月8日举行的新民学会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大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在后来毛泽东主持编订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刊载了此次会议的情况：“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1936年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毛泽东回忆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上海半淞园会议后，新民学会初步孕育了“共产主义的胚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信仰明确的革命团体。1920年年底，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湖南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沙秘密成立。至此，毛泽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已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1919·春到浦站
1920年的这趟旅程并非毛泽东第一次抵达江苏。他的第一次江苏之行，是在1919年春天。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写给舅父文玉瑞、文玉卿的书信中写道：
“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从北京返回湖南，本应由京汉铁路经汉口转长沙，但为送别蔡和森、萧子升等第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他特地转道上海。也就是这次特地的转道，毛泽东途径浦口火车站。
浦口火车站位于扬子江畔，曾是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是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发展的一段华彩篇章。历经百年风雨飘摇，它见证了由南到北迎来送往的每个历史瞬间，目睹了浦口街道的人间烟火。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浦口火车站更是与孙中山灵柩运抵南京、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相关，记录了中国近代的风云变幻，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和岁月记忆。
而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浦口火车站之行可谓一波三折、印象深刻。当时，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由京赴沪的旅途对于他来说举步维艰。1936年，他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这段往事时曾讲道：
“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
毛泽东遇到的这位湖南老乡，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党员——李中。辛亥革命后，李中和毛泽东同一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得知毛泽东的情况后，李中热情地借给了他钱买车票，毛泽东由此顺利地登上了由浦口至下关的轮渡。
三、1921·金陵会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3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8月，在参加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青年毛泽东到南京，看望周世钊、陶毅等挚友。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三次江苏之行。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及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同窗五载，情谊甚笃。1918年4月，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岳麓山下的湘江西岸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周世钊也加入其中，成为第一批会员，他积极支持和协助毛泽东等人开展相关工作。担任长沙修业小学教员期间，邀毛泽东到该校教历史，并为毛泽东筹建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提供支持。陶毅于1916 年考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是新民学会的第一个女会员。陶毅思想激进，被誉为“周南三杰”之一。
1920年，毛泽东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时，周世钊和陶毅都是有力的支持者。1921年，周世钊入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教育，陶毅则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进修，毛泽东在结束中共一大会后就去南京看望了时在南京的周世钊和陶毅。
四、1923·百年梅庵
一百年前的梅庵，见证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也见证了青年毛泽东的第四次江苏之行。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的梅庵召开。根据现珍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始档案，在本次会议中，青年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第一次会议上致祝辞，在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在闭会式上发表演说。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全程参与的团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第一次会议的祝辞中，毛泽东对各地团组织以往密切合作予以充分肯定，“希望以后仍保持这种精神”，同时又提到团组织当下存在的不足，希望今后团组织“训练团员到群众间去”，更注重民众的实际需求，发起革命活动的形式和方法要讲究，工作要脚踏实地。会议中，毛泽东还传达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共产国际（又称“少年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未来发展方向的最新指示。
毛泽东在祝辞中所提的这些建议实际与两个月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议决案》精神一脉相承。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席。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为了使团组织适应新的革命发展形势，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等多个文件。其中，《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和指导上之援助”，号召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国民运动。《关于青年运动议决案》体现了当时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导方针，力求打破团组织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提出应注重培养团员参与实际革命斗争，充分吸纳工人、农民等群体中的青年力量，团结劳动青年，以壮大革命队伍。
中共三大的召开为青年团二大各种决议形成的依据和基础，为当时中国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经过充分商讨，团二大通过了《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决议案》，将青年团与共产党的关系明确论述为团“服从”党的领导，进一步明晰了青年团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的初心，确保了中国青年运动在时代洪流中始终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从此，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自觉担当起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光荣责任，逐渐形成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的工作原则。大会还通过了青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教育及宣传、青年妇女等决议案。
青年团二大是决定团的发展方向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团的历史上首次在高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促成了青年毛泽东第四次江苏之行。但根据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一开始在会议的最初筹备阶段，青年团二大所准备的召开地点并非南京。
1922年6月20日，毛泽东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写信给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又名施复亮，曾用名光亮、方国昌等）并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报告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改组结果，并呈请团中央批示。12月24日，团中央“因欲急速解决本团种种困难问题，很感着有提前召集第二次全国大会必要，所以议决于一九二三年三月间开第二次全国大会”。
1923年3月7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施存统，对在湖南召开青年团二大的时间问题提出意见，信中说：“全国大考在湘举行，此间教务会议议决照办。惟日期主张宜在六月初（或五月底），即在西校大会之后，此点重要，请斟酌为盼！”用隐语建议将开会日期改在中共三大之后为宜。3月20日，团中央在第37号通告中通知各地：“第二次全国大会，前本定在三月举行，现因接得少年国际电报，命在五月举行，故不得不改期了。大约此次大会日期、地点，须俟国际代表来华后才能决定，届时再行通告。”5月10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青年团二大于7月10日在长沙举行。不久，长沙爆发了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平民的“六一惨案”，此时不宜召开全国会议。6月12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青年团二大问题通告，指出会议的日期、地点，尚不能确实决定，但是会议的议程已拟定，要求各地方团对会议的各项议程做充分的准备。此后，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考虑到江浙沪一带青年工作基础较好，时任南京团地委委员长、东南大学学生谢远定开展工作卓有成效，且同意筹备青年团二大，同时由于准备青年团二大的邓中夏、恽代英、施存统等都在上海大学任教，暑期到南京参会较为方便，故团中央决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大会。7月15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大会地点在南京，日期待定。7月24日，决定大会日期定于8月20日。8月12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对青年团二大的召开进行确定，施存统、贺昌、张太雷、毛泽东到会，决定大会日期、地点按计划进行。8月20日，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如期召开。
青年团二大的召开地——梅庵，坐落于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的西北角。1916年，因纪念两江师范学堂校长李瑞清，在此以松木为梁架修建茅屋三间。20世纪20年代，梅庵虽只有三间，但却成为重要的“红色革命堡垒”——既是南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创建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诞生地，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南京地区的传播中心和党团组织活动的重要阵地。
一张张照片，展现了青年毛泽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春意气；一封封书信，再现了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救亡图存的青春轨迹；一页页手记，重现了青年毛泽东鲲鹏击浪问苍茫的青春现场。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们谨以青年毛泽东四次江苏行的档案记忆，致敬毛泽东同志的奠基之功、开创之业、探索之果，引领时代新人追寻红色印记、传承红色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实践中续写新的伟大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