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香头
听父亲说，在他十一岁那年冬天，我爷爷给了他一根扁担——去挑土筑圩堤挣工分。那时，父亲的身高还不及那根扁担的长度，父亲挑了两圩篮土，在泥泞的圩堤上直晃悠。一天下来，父亲稚嫩的肩头红肿，晚上回家，父亲没有告诉爷爷，他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也没能告诉奶奶，因为奶奶腿脚不好，说了只能让奶奶更难过。夜深人静，躺在被窝里时，父亲摸着火烧一般疼痛的肩偷偷地流泪。第二天一早，父亲又拾起扁担，跟随两个哥哥去挑土。
一个冬天下来，那根原本粗糙的扁担已经被父亲用得光滑直溜；而父亲肩上的皮肤也是蜕了一层又长一层。当爷爷用夸赞的口吻说父亲这次的挑土挣得了六个工分时，父亲开心地笑了。那一刻，所有的劳累和疼痛都似乎烟消云散，勤劳的种子在父亲的心田上生根发芽。
从此，扁担也成了父亲最亲密的伙伴：春天，父亲把一桶桶肥水挑进油菜地；初夏，父亲把一筐筐秧苗送到水田边；金秋，父亲又把一箩箩稻子挑回家；隆冬，父亲又去湖滩上挑来一捆捆茅柴……沉重的扁担没有压倒父亲当时尚显得瘦削的身板，相反，长年累月的劳作，练就了父亲强健的体魄：一米七八的个头，宽阔的胸膛，有力的臂膀，已然是一名英俊青年。唯一的遗憾，因为小时候头上生疮，没有能及时医治，留下好多疮疤。
二十四岁那年，父亲娶了母亲。当时，家里依然很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我曾好奇地问母亲，当年为何愿意嫁给父亲——一个家里缺钱，头上少发的男人。母亲就略显羞涩地笑着说，当时只听说父亲做事勤劳，为人又厚道，就没有考虑其他了。
事实证明，母亲的选择是正确的。几年后，母亲结婚时的两间茅草屋换成了三间新瓦房；一九九七年春天，我家又拆掉旧瓦房，兴建了三层楼的新楼房；四年前，父母又资助弟弟在城区买了新商品房。这期间，当农村很多人都认为女孩读书无用时，父亲还把我和弟弟都送进了大学之门。
这大半辈子，父亲吃了多少苦，流过多少汗，大概只有父亲用过的那些扁担知道。随着时日俱增，父亲使用的扁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长，越来越扎实，毛竹制的、楝树制的，除去那些被挑断后当柴烧掉的，长长短短的一排靠在墙角里。记得当我读书识字之后，父亲就让我帮他在每条扁担上写上名字，以免遗失或与别人的拿混。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吃饭，睡觉，扁担似乎从不离父亲肩膀。农忙时节，父亲在田间劳作，最多的时候，我家承包了30多亩水稻田，除了抢种抢收时请几个帮工，其他都是父母两人亲力亲为；农闲时节，就到处打短工：挑沙，挑煤，抬楼板。每天傍晚，看着父亲带着一身疲惫回家，我就赶快去灶台端菜，盛饭，好让父亲能补充一下能量。印象最深的情景：父亲一面吃饭，一面用筷子的另一端划去额上豆大的汗珠，一面还和母亲商量着明天的农活安排。父亲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身教重于言教，父亲虽然不善言辞，可是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我们做儿女的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时我们姐弟几个虽还年幼，每天在学校，我们也在努力地学习；放学回家，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倒也从不觉得比别人苦。
这几年，父亲年事渐高，几个儿女也都陆续成家立业。大家都劝他该休息了，享享清福，颐养天年。可是父亲依然闲不住，借着富民政策的东风，他还承包了10亩面积的水塘养殖螃蟹，从塘底清淤、种草、肥水到选蟹苗，喂饲料，查看水质，父亲从早到晚待在蟹塘，一样都不马虎。天道酬勤，每当秋风吹起，是父亲最辛劳也最开心的时节。
今年三月交流会，父亲从会场回家，又带回了一根扁担——准备秋天挑螃蟹，又让我给他在扁担上标上名字。我乐于从命，在他的新扁担上工工整整写上：唐开贵。看着这三个字，我不禁猜测起爷爷当年给父亲取名的良苦用心：“开”是父亲的辈分用字，可是父亲何处沾“贵”呢？父亲一辈子质朴得如同他天天劳作的那片土地一样。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只有一点，就是他身上从祖辈那里得来的这种宝贵的品质——勤劳，在他身上发扬光大，又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儿女们。
也许，父亲的这一排光滑油亮的扁担，正是我家勤劳家风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