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经济报记者 王峻峰
持续多年的快速发展，政策引导下终端市场的不断增长，令全球新能源产业逐渐进入商业化需求主导推动的新周期。我国新能源产业的这一变化尤为清晰。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政策扶持乃至政府财政补贴所形成的观念依赖、路径依赖，这一新兴产业再度“大跃进”的风险依然不小。近十余年，我国在这一产业的政策之手力量更强，以大型国企为主体的投资者更注重短期数量扩张，曾经“狂飙突进”的惯性更为巨大，也蕴藏了更大的风险。
其中风险何在？最新的种种市场利好，包括“黑天鹅”事件带来的反作用力，很可能将刺激供给侧再一次急剧扩张产能，大幅超前于市场需求，导致新一轮的供过于求、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行业被迫再度“洗牌”。资源耗费巨大，新能源利用的全社会实际综合成本居高不下，其最终结果将导致能源清洁化转型遭遇新的障碍，全球环境的彻底改善、长期的绿色发展将再度滞缓。
光伏与风电：炙手可热的背后
太阳能与风能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技术最成熟、利用最充分的可再生能源。其中，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的商业化开发水平居首。近年来，全球新能源市场再度“飘红”，光伏与风电是主要增长点，贡献最大，获益也最大。我国、欧洲、西亚……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两种清洁电力不但装机规模增长迅速，已成为新增电力供应的主力，而且已经能够平价上网。也就是说，价格已低于当地最便宜的电——通常是煤电。因此，近十余年间，光伏发电与风电都是投资者眼中的“优质赛道”，炙手可热。2020年以来，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之下，“风光”电力的热度仍在继续增长。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去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量230吉瓦，较2021年再增35.3%，这一市场的规模此前已经历了数年高速增长。预计全球光伏发电装机量2024年将超过水电、2026年将超过天然气发电，到2027年将超过煤电，成为全球发电装机量最大的电力能源种类。2022年至2027年，预计全球光伏发电将年均新增300吉瓦。
目前我国是光伏发电规模最大的国家。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量约390吉瓦，几乎全部来自光伏发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达87.4吉瓦，同比增长59%，新增装机量连续10年居全球首位。
全球可再生能源电力之中，风电的规模与增速仅次于光伏发电。据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去年全球风力发电机新增吊装量77.6吉瓦，累计装机已达906吉瓦；增量虽较2021年有所下降，但自2017年至去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7%。截至去年年底，我国风电累计装机约370吉瓦，同比增长11.2%。在我国的强劲带动下，同期亚太地区风电累计装机441吉瓦，居全球各地区之首，占比约49%，是第二名欧洲的近两倍。
我国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去年已全面开工，总装机9705万千瓦。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国至少还将增加近1亿千瓦的“风光”发电装机量。
“风光”能源的各细分领域里，分布式光伏和海上风电的规模化开发更热。
先看海上风电。2021年全球新增装机逾21吉瓦，是2020年的3倍以上。预计到2025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将再创新高，达到25吉瓦。2021年至2022年，我国海上风电并网规模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一。受补贴政策到期、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去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较前年下滑，但当年招标量高达17.9吉瓦，创历史新高，预计今年海上风电装机量将恢复高增速。去年全球十大风电整机制造商，我国企业占据六席。金风科技吊装量第一，成为首个新增装机量登顶世界的中国整机制造商；远景能源、明阳智能排名第四、第五。“中国制造”风机品牌企业的体量与竞争力开始领跑全球，很大程度上源于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市场大规模开发的推动。
再看分布式光伏。去年我国装机达51.11吉瓦，同比骤增207.9%，已连续两年超过集中式光伏电站。其中，工商业分布式装机同比增速更高，为236.5%。今年国内分布式新增装机有望达60吉瓦至70吉瓦，同比再增27%。去年，隆基绿能、通威分别居全球光伏组件产销量、多晶硅产销量排行榜之首。
更热的另一面，潜在风险也更大。这两种可再生能源电力由于对紧缺的陆地资源占用较小，开发空间更广阔，近几年增长更快，前景更具吸引力。因此，各类资本不断涌入——包括投机性资本，寻求超高收益的机会。理性地看，在存量政策、惯性观念与短期博利冲动的叠加影响下，国内这两个领域“大跃进”的风险已在悄然积聚。
表现之一，便是在资源招标竞价中屡屡出现的超低报价。去年某两个省份的海上风电竞争性配置项目，报出的最低价远低于该省份的火电标杆电价。根据测算，对照综合成本，这一价格仅能获得微利甚至难以赢利。终端发电超低价，将导致从主机到叶片、电机到海缆、施工安装等所有产业链环节薄利甚至无利可图。假如继续蔓延，必将伤及整个风电业，最终影响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海上风电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巨大，回报周期较长，开发商大多是实力雄厚的大型能源央企、地方国企。表面看来，这源于国有资本的短期业绩压力，但根本上与“重规模、轻质量”的既有产业发展模式以及产业链盈利能力不足有着密切关系。以往，财政补贴为代表的政策扶持是最佳资源，只要抢先拥有规模，就能够获得良好回报。结果便是技术创新能力仍不够强、机制与市场化的要求仍有相当差距，成本下降缓慢，盈利空间有限。一旦政策资源退出，低价抢单、依靠低成本融资生存，就会成为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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