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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政府新能源补贴已经或正在退出，“政府引导+市场需求”正成为全球范围内能源清洁化转型的强大可持续推动力量。而且，一个事实日益清晰：中国不仅有能力引领世界能源转型，世界能源转型也将为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先立后破”，必须深化能源市场改革

专家的共识是，面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紧迫目标，世界能源体系必须在不到30年内发生深刻而系统性的变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当前最大能源消费国、碳排放绝对量最大国，我国能源体系的变革更为迫切。从长远和宏观的视角来看，能源清洁化转型，既是我国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

受制于能源资源禀赋，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40%，国际上通常将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0%视为安全警戒线。因此，除获取稳定的外部油气资源供给之外，如何持续发展新型能源、进一步减少对国际化石能源供给的依赖，已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最新重要手段。

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作出了“中国力争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承诺。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未来十年的绿色发展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他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这一目标具体化：“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绝非一蹴而就，注定曲折往复。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建立的以煤炭和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供给体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形成的以火电为核心的能源消费体系，曾经并仍在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能源需求。然而，这些传统能源体系碳排放量巨大，在原有资源与技术基础上显然已难以实现高水平、低成本的清洁化。但其运转已久，既有模式惯性极大，自我变革殊为不易。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并非“零和”关系，都能够实现清洁化利用的终极目标，需要破除的是不适应这一方向的旧体制、旧机制。如何“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先立后破”？无论着眼于新能源成为未来主导产业的“立”，还是传统能源不再粗放利用的“破”，都必须深化能源市场体制的改革。欧洲可再生能源政策的转变，从直接补贴到长期购电协议，说明清洁化转型之路绝非一条匀速直线，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从国际市场看，近年来以石油为代表的传统主力能源金融功能明显弱化，虚高的需求逐渐缩水，正逐渐回归正常供求。“石油美元”便是典型。换言之，金融市场对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阻碍正在削弱。

江苏是能源消费大省，也是能源资源小省，经济活跃，煤炭和油气消耗量、碳排放量均居全国前列，很大程度上是我国能源市场现状的缩影。去年江苏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904亿千瓦时，虽较前5-10年有明显增长，但仍仅占全省发电量约15%。江苏省已公布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目标为：力争2025年达到6605万千瓦以上（不含抽水蓄能），与2020年底相比实现规模倍增。规划与现实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江苏的能源清洁化转型更显迫切，也具备更好的基础。在其背后，深化能源市场改革的难度与压力更大，动力无疑也更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