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益
古城苏州东南角，离宝带桥不远的居民区内，有一幢小小的住宅楼。蔡琨称之为“伴书房”。他正在动手把自己的家办成一个独特的图书馆。手机上发给我的视频，记录了他去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给未来的军事外交家讲课的情景。他讲隐蔽战线，讲无言的奉献，讲收藏《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声情并茂。
他少年时代的家，是隐蔽战线的一个堡垒。蔡琨始终跟着妈妈生活，无法与爸爸团聚；始终牢记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不该做的事一点也不做。原来，父亲是一位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1953年接受特殊使命潜伏在宝岛台湾，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极其珍贵的情报。十二年后不幸牺牲。
蔡琨说，他家里什么都跟别人家不一样。从小到大没有真实的籍贯、真实的姓名，没有亲戚间的往来、没有父母亲留下的物质遗产，甚至没有见过父亲。父亲离开他和妈妈的时候，他才三岁，懵懵懂懂，脑子里什么印象都没有。谁知道，从此阴阳两隔，再也无法相见。
伴随着岁月的风雨，少年蔡琨渐渐长大了。他比同龄人更沉默寡言，也更早有了判断力和自制力。个性倔强的他，总是暗暗思念渺无影踪的爸爸。凭借点点滴滴听来的话语，努力拼凑起爸爸的形象。
若干年后，父亲柴文达的英名，镌刻在了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石碑上。
他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去。默默凝视，心潮澎湃，眼泪禁不住地洒落衣襟。对于他，父亲是一片被删去的空白，仅保存一张组织交给他的小小的黑白照片，以及一本纪实文学《剑啸石城》。蔡琨说，他的履历表上，一直填写“山东峄县”的籍贯，其实他应该是河南人；谁都知道他姓蔡，其实他应该姓柴。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为党的隐蔽战线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还有什么遗产比这更可贵的呢！
蔡琨多次向我提起含辛茹苦养育他的母亲。她是大学高材生，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为了配合父亲的工作，她由一个知识女子变身为蜗居妇女，年复一年，小心翼翼地推敲言行举止，把握生活的蛛丝马迹，确保不给外人留下任何疑问。她时常购买革命书籍，一页一页读给儿子听。
母亲临终时，留给蔡琨的除了100元钱，还有一本《共产党宣言》。蔡琨的内心受到了触动，于是下决心开始了《共产党宣言》的专题收藏。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一版在伦敦问世。此后陆续由陈望道、华岗、成仿吾、徐冰、博古、陈瘦石、乔冠华、谢唯真翻译了多个中文译本。国人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见证了时代变迁下中国共产党追求理想、坚定信念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孜孜追求。
蔡琨凭一己之力，花费多年积蓄，收藏了从1872年以来出版的近400种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很可能是海内外版本最多的收藏者。他刻苦自学英语、俄语、德语，从《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深远影响。
有一次，他发现某国有一个极其稀见的德语版本，立即赶去。不料收藏家的出价远远超出预期，令他十分为难。幸而当地几位华侨闻讯后慷慨解囊，得以买下这册珍本。这个发表在1872年的版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第一篇有序言的《共产党宣言》。历经20多年的革命实践后，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版的某些提法，作了修订矫正，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创立的思想不是封闭的，而是科学的，不断接受革命实践检验的。该版印数极少，仅100本左右。
这些年间，蔡琨的藏品引起专业机构高度重视，不断在全国各地巡展。他以《无名英雄背后的无名英雄》为题，作了一百多场演讲。每一场演讲，都令满场听众一边流泪，一边鼓掌。
自幼受母亲的感染，毕生从事文化工作的他，与书相伴：听书、抄书、借书、读书、背书、用书、买书、窃书（淘书）、藏书、找书、编书、著书、赠书、评书、补书，有“十五书生”之喻。七十余年间，他已集有典藏类《共产党宣言》系列、早期毛泽东著作系列、隐蔽战线签名书系列、开国将领（含国家领导人）签名书系列、文化界名人签名书及书画系列、清代宫廷御医医案系列、民国名媛书籍及书画系列等十种类别，形成书香漫溢的“伴书房”空间。他说，自己的“伴书房”向有缘人开放，向爱书的普通人开放，旨在解读典籍密码，弘扬世界优秀文化。
我知道，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年逾古稀，却一天也没有停滞不前，矢志擦亮那份“沉默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