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丽君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亲身经历了王朝鼎革的时代动荡，他坚持将读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创立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实学体系。他的思想汇聚了责任担当、明道治学、崇实黜虚、知耻修身等核心内容，构建起完整的思想架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顾炎武实学思想的首要特质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理念。在朝代更迭的动荡时局之下，顾炎武着眼于匡扶世道、挽救危局，尖锐批判明末士人沉溺心性空谈、漠视现实事务的弊病，写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揭示普通个体与天下道统、社会安危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为探寻救世良方，他一生辗转各地，实地调研民生利病。这一重要思想，经梁启超概括凝练，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名句。顾炎武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毕生追求，深厚的家国情怀，构成其实学思想的精神内核。他主张为官者心怀天下、以民为本，通过调整赋税、整顿吏治安定社会、体恤民生。
“明道救世，博学于文”的治学精神。明末士人皓首穷经、脱离实际，官吏务虚怠政，导致民生凋敝、国运衰微。顾炎武对此深感忧虑，他秉持“文须有益于天下”的理念，倡导经世致用，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批评倘若为官治学只是埋头吟诗作赋、舞文弄墨，一味钻研虚浮浅薄的文字辞藻，不过是拘泥于无关国计民生的雕虫小技，对经世安民、治国理政毫无裨益。进而，顾炎武明确了文人治学当立足现实、匡时济民、明道救世。他提出的“博学于文”，直指典章赋税、农田水利、民生民情等实务领域。顾炎武还注重实地调查，45岁北游，25年间“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每到一处，便结交当地有才德、有声望的贤士与长辈，深入考察民情政务，写下《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皇皇巨著。顾炎武思想饱含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他认为执政者并无特权，与百姓一样是靠劳动吃饭的，所取得的俸禄是服务民众的劳作报酬，切不可妄自尊大、向百姓横征暴敛，道出了权力源自百姓、理政必须为民的理念。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务实精神。基于两晋“清谈误国”历史教训，顾炎武痛斥明末士人“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终日坐而论道、空谈心性，其危害更甚于“王衍之祸”。他尖锐地指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他认为，士人空谈义理、背弃知行合一，漠视民生疾苦与家国安危，最终酿成“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亡国悲剧。对此，顾炎武主张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倡导实干兴邦的务实作风。
“行己有耻，激浊扬清”的廉耻修养。顾炎武认为知耻是立身之本，提倡“耻尤为要”，告诫从政者应以廉耻作为从政底线，做到守正知耻、廉洁自律。他反思明朝覆亡之由，认为长期政教不修致使士人廉耻沦丧，最终酿成亡国之祸。为此，他倡导“行己有耻”，直言“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这里的“耻”，并非仅指个人德行的瑕疵，更指向为官者漠视民生、对“国之大者”不担当不作为的失职行为。在他看来，“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指出无廉耻则必私欲滋生、贻误国事。他在《与公肃甥书》中写道：“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义，而其本在于养廉”，主张为官者不仅要坚守公心，还要匡正风气。他一生更是不慕权势、淡泊名利，累次拒绝清廷做官征召，以清正风骨为后世树立了崇德尚廉、坚守气节的榜样。
四百余年岁月流转，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躬身践履的治学理念、经世实干的务实品格与“行己有耻”的修身操守，其所蕴含的实学思想至今历久弥新。推动这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将为我们党为民造福提供丰厚文化滋养。
（作者单位：中共昆山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