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 讯
《1699·桃花扇》问世20年，已经成为江苏省昆剧院的保留剧目，从当代昆剧舞台看，也堪称一部改编经典的代表剧作。
《桃花扇》的结局处理最让人魂牵梦绕、唏嘘感叹。不同于大多数传奇剧本的团圆收场，孔尚任以自己的悲剧意识，给了男女主人公双双入道的挽歌式结尾。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落笔，孔尚任的同时代人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的友人顾天石亲自动手，改成《南桃花扇》，让“生旦当场团圞”。这引起了孔尚任的不满，他认为这样的改编“形予伧父”；在一处批评文字中，他又说这样的团圆结局，“何其小家子样也”。
如果说《牡丹亭》歌颂了超越生死的“至情”，到了《桃花扇》中就揭示出即便是“至情”，也会无可挽回地走向破灭。这已经接近了《红楼梦》的部分主旨，侯李遁入空门正是《桃花扇》的卓异之处。孔尚任是如何具体处理二人的顿悟与割舍呢？事见原作第40出《入道》。经历了一场巨变，侯方域、李香君在栖霞山劫后重逢。他们以一曲【南鲍老催】互诉乱离中的相思之情。这时，突然插进山中张道士的厉声斥责：“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侯方域悻悻反驳他：“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张道士不由怒喝：“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这一声棒喝，让侯方域冷汗淋漓，李香君也如梦初醒。这就是原作中，侯李由相逢到入道的全部过程。
在孔尚任的设计中，侯李双双入道离不开张道士的一声棒喝、及时点化，但是这个过程未免让侯李显得有些被动，转折更来得有些突兀仓促。当然，孔尚任毕竟是大家手笔。在《入道》之后，他还写了更富文学神采和悲剧精神的《余韵》一出。那是一场历史大戏落幕之后的袅袅回音。柳敬亭、苏昆生、老赞礼几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又相聚了，昔日里，他们遨游豪门高第，穿梭市井勾栏，见惯秦淮风月。今天只能在斜阳古柳之下，无处话凄凉了。一段【哀江南】套曲唱尽了家国旧情、兴亡遗恨。这样的处理既可以弥补上文铺垫转圜之不足，又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初衷落到了实处。
《1699·桃花扇》要延续原著的悲剧意蕴，又要将原著篇幅浓缩进3小时的演出时长，在结局处理中，只能将《入道》《余韵》等黏合起来，并对出场人物做了精简。张道士不可或缺，柳敬亭、苏昆生等人则未出现。张道士的一声棒喝依然保留，【哀江南】套曲更不忍割爱。因此，编剧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将原属苏、柳诸人的唱段移植给了张道士。但仔细听来，仍有违和处。张道士是出家人，虽然他也目睹沧桑，但究竟只是冷眼旁观者，而非热闹场中人。套曲中【离亭宴带歇指煞】有“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等词，只能是苏、柳等江湖艺人的口吻，由一位方外道士唱来就显得不伦不类。
由这处改编留下的“罅隙”，我们继而可以这样揣想：如果没有张道士的一声棒喝会如何？侯李的惊醒悟道隐遁是出自被动还是主动？侯李无疑是孔尚任理想中的人物，但是剧中人物的抉择也代表了当时一代才士名姝的文行出处。即便还原到历史真实中，我们仍能捕捉到一些隐秘但关键的讯息。侯方域虽然参加了清廷科举，但是不久就回到河南家乡，自题居所“壮悔堂”表示愧疚之意。同为“四公子”的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等，入清之后，或抗或隐，都坚守了自己的风骨气节。转回到《桃花扇》原著，孔尚任早已托出了侯李同气相求的见解抱负，托出了他们悲欢离合之下的心灵归属。可以看出，他们的觉悟与入道，是水到渠成的主动选择，并不待于道士的一声棒喝。
那么，他们心中的“道”又是什么呢？也许可以借用陈寅恪对于王国维自沉的理解：“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300多年后，我们再来回看孔尚任所编定的悲剧结局，更能领会其中的深意。
如果照着这样的思路，《1699·桃花扇》的结局与其隐去苏、柳，不妨隐去张道士，同时将唱曲的主角还给苏昆生。苏柳与侯李早已是息息相通的知己，他们唱出的哀词也就是侯李心头滴下的血泪。“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在苍凉的歌声中，侯李双双悟道，隐入山林，难道不是最好的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