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丽华
在幕府山庄社区采访李强时，他刚全票当选阳光议事会理事长。他告诉我：“大家这么信任我，我怕自己做不好。”
李强的这种惶恐，恰恰说明他非常认真，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分量。
后来我去了迈皋桥街道山水园社区，见到了54岁的潘月胜。他17岁患上强直性脊柱炎，脊柱无法弯曲、无法扭头，连袜子都穿不了。这种病被称作“不死的癌症”。他无法工作，常年接受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愧疚一直萦绕在心，因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现在他成为一名志愿者，在栖霞各地实地体验和反馈无障碍设施的不足，为残疾群体发声，力所能及地回馈社会对他的帮助。
一个惶恐，一个愧疚，似乎都不同于我们想象中“受助者”的反应。过去我写过很多残障人士的报道，写困难、写需求、写渴望被关爱，但几乎没有写过他们面对人群、融入社会时的惶恐与愧疚。我在山水园社区发现，这个社区里有10位残疾人志愿者，都在尽自己所能为社会服务。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被帮助”的对象，也是“渴望付出”的人。
以往，残疾人很少积极主动地进入公共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更是指话语意义上的。在栖霞区我看到，对他们来说，坐上议事桌、拿起话筒，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重视，非常有意义，有的受访者觉得这甚至比任何物质帮扶都重要。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声音是有用的。
社会观念的转变需要过程，残疾人群体从“被帮助”到“被需要”，也许还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但从现在开始，可以先试试把话筒递过去，等他们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