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嘉宾：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 甄橙
主持人：甄教授，您本科读的是临床医学，后来为什么选择转入当时看来非常冷门的医学史研究？
甄橙：说起这个话题，确实挺有渊源。我家里没有学医的背景，当初报考医学院，是因为有至亲生病。那种无力感让我觉得，如果能学医，或许就能医治他们。但进了医学院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只在临床。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我也在思考，有没有一种方式能把医学和教学结合起来。后来，我有幸选修了医学史这门课，主讲人就是我的恩师——程之范先生。他讲课很有风采，把医学发展的历史讲得特别生动，让我一下子就对医学史学科有了更宏观、更深刻的理解。当时我觉得，选择医学史学科既能接触医学，又能当老师，和我的本心很契合。于是大学毕业后，我就跟随程先生攻读医学史的博士学位。
主持人：您的导师程之范先生从事医学史教学和研究七十多年时间。他对您影响至深的是什么？
甄橙：程先生一生看重两个字——“仁”和“信”，说的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仁者，二人也。”就是你在想到自己的时候，也要想到别人。“信”则是诚实、守信。这是程先生待人处世的准则，又恰好与我的名字甄橙的谐音（真诚）意思相近，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我记得我刚入门时，程先生就跟我说，医学史是“冷门”学科，要做好“三冷”的准备：甘坐“冷”板凳，耐得住长久的寂寞与清苦；保持“冷”头脑，就是在众声喧哗中，始终保持理性、客观；接受“冷”回报，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领域很难带来立竿见影的名利，它的回馈往往是缓慢的。他说，如果你真心喜欢，就可以选择医学史。我当时觉得，自己选了医学，又喜欢教学，这“三冷”我都能接受，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主持人：在很多人看来，医学史就是讲过去的故事。您认为，它在当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甄橙：很多人认为历史就是“回头看”，但我们做历史研究，绝不是单纯地为了回顾过去，而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遇到了问题，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如果历史研究做得好，它不仅能回应现实，更能预见未来。
举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我留校当助教时，听到程先生在课堂上说，中国传统医学有很多“知其然”的东西，但我们“不知其所以然”。程先生鼓励年轻学生去揭开那些“所以然”，他说“揭开所以然”，那一定是中国科学家最有实力冲击诺贝尔奖的方向。2015年，屠呦呦先生因为青蒿素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一刻我特别激动，不仅是为国家高兴，更是为医学史这个学科感到自豪。它证明了医史学家的预言。通过研究历史，是能够洞察趋势、预见未来的。这让我更加坚信这个学科的价值。
主持人：您是国家社科基金首个医学史方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首席专家。在“冷门”学科里坐冷板凳是常态，是什么让您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您如何理解“冷门绝学”在当代的价值？
甄橙：如何做冷门学科研究，我总结了三个“流”：第一，要抓“潮流”，要把学科研究和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回应时代关切；第二，要做“清流”，在回报少、关注少的情况下，保持初心，踏实治学；第三，要有志气争“一流”，也就是要做出对社会有用的成果。我认为，冷门不是绝路，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研究和社会的需求连接起来。不管是什么学科，只要能为社会服务，哪怕只是作出一点点贡献，都是有价值的。
主持人：您近年来致力于用科普的方式向公众讲述医学史，出版了《退烧简史》《胰岛素的中国故事》等书籍。您希望公众从中获得什么？
甄橙：我曾经错误地认为学术“高深”才是学问，当医学史学术著作被归到科普读物里，不免感到有点儿“委屈”。但后来我想通了，医学史这个学科的作用，不仅在于立足教学、推动科研、收集文物，更要加上医学传播这个维度。我写这些书，不是像临床专家那样教大家怎么防治疾病，而是讲述退烧药、胰岛素产生的过程，包括成功的背后经历了很多失败的故事。医学技术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医学的进步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检验、实践和反思。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去医院开药很方便，但是这些药物的出现是历史上无数人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换来的。重温人类征服疾病的道路，我们才能更从容、更健康地去生活；同时，要对古往今来那些为守护健康作出贡献的人们，多一分敬重；对当下医学的不足，多一分理解与包容。
主持人：您写过大量医学人物传记，比如张涤生、刘玉清、童坦君、程之范等老先生的传记，也主持研究过整形外科、放射影像、护理学、神经病学等多门学科史。在您看来，医学人物研究与学科史研究之间有什么关系？
甄橙：人物研究是开启医学史研究很好的“抓手”，因为研究对象具体，容易收集素材。我采访过张涤生、刘玉清、童坦君等老院士，也为我的老师程之范先生做过传记。张涤生先生是我国整复外科的创始人之一，刘玉清先生是著名的医学影像学专家，也是我国心血管放射影像学的主要创建人，童坦君先生是从事细胞衰老研究的实验室科学家，程之范先生主要研究医学史，他们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通过对老专家的深入研究，我们会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有更深的了解。你会发现，一个学科发展的初期，一定需要一位领军人物来开拓、通过培养学生来蓄积人才；当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学生后，学科就发展起来了。所以人物传记和学科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深入研究人物，能让你更深刻地理解整个学科的脉络。
主持人：您曾赴伦敦大学学院和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访学，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甄橙：我最大的感触是羡慕，羡慕国外有那么多丰富的、整理有序的档案资料，并且能向世界学者开放。目前在国内，医学史尤其是西医史方向，队伍小，资料收集的难度很大，学生做研究可能要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去搜集一手资料。我特别希望国内的档案机构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能进一步向研究者开放，特别是一些几十年前的医院档案，非常珍贵。让这些资料变成“活”的研究素材，是我们这个学科非常迫切的需求。
主持人：您是中国医学博物馆建设联盟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近期，您的团队和科兴集团共同完成了“我的博物馆”的项目。您认为，医学博物馆应该具备怎样的社会功能？
甄橙：国内很多医学类博物馆都设在医学院或医院里，主要服务于教学，很难向公众开放。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大型、综合、高质量的、代表国家水准的现代医学博物馆。我们成立中国医学博物馆建设联盟，就是希望推动建设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国家级医学博物馆。它不仅要呈现医学发展历史，展示医学发展成就，弘扬医学职业精神，更要承担健康中国宣传和医史文化教育的功能，让公众走进来，了解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医学博物馆也将为医学史专业的学生提供宝贵的就业平台，拓展职业发展空间。
主持人：说到就业，这是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话题。如果有学生跟您说，很想学医学史，但担心就业，您会怎么回答？
甄橙：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全国西医院校里，有独立医学史学科建制的学校屈指可数。如果学生就业，仅盯着大学教职岗位，这样的岗位的确很少。但天地是广阔的。一个学科能存在，一定有它的社会需求。比如博物馆、出版界、健康传播等领域，都需要既懂医学又懂历史的专业人才。但目前有个尴尬的现实，那就是在一些专业的招聘中，比如博物馆招聘时，专业目录里通常只有考古学、历史学，而我们医学史的学科代码0712（科学技术史），不在其中。
我认为，我们老师的责任很大，不只是在学校里帮助学生成长，毕业的时候也需要老师扶上马，送一程。我特别希望博物馆招聘时，能向科学技术史专业的学生开放。我们老师和行业一起去努力打通医学史、科技史学生的就业渠道，一起“托举”学生。
下面进入“与青年谈心”环节。现场我们请到了两位同学与甄教授作进一步交流。一位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研究生陈秋岑，一位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李淏宇。
主持人：秋岑，您和甄老师相处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陈秋岑：大三那会，我在纠结是直接工作还是读研。因为科学技术史这个专业，偏重基础理论研究，大家会觉得离社会应用比较远。对于我们青年来说，大家不知道学这个专业未来能从事什么工作，会感到很迷茫。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甄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一份关于“退热和退烧简史”的书稿设想。我那时刚学完药学、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甄老师说，疫情期间大家抢购退烧药，对发热很恐慌，还有人因过量服药导致肝肾损伤，令人痛心。我一下就意识到，如果医学史能帮助大家重新认识疾病和药物，大家或许会更冷静客观，很多悲剧也能避免，这是医学史专业的人适合干，也能干好的事。我当时很受启发，就提了几个对书稿的设想，甄老师非常支持，让我放手去做。我们联合中医和西医背景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完成了书稿，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这件事极大缓解了我对这个学科的焦虑，让我看到了医学史的社会价值，也让我坚定地选择了这个专业来深造。
陈秋岑：在高度功利化的评价体系里，医学史研究常被看作“无用”。您年轻时是否也怀疑过自己工作的意义？作为过来人，您对陷入迷茫的青年学子有什么建议？
甄橙：我觉得人生各个阶段都会遇到困惑，这很正常。如果身边有托举者、引领者，可以帮助你，那是最好的。如果身边没有能给你答案的人，那就向历史学习。历史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前人面对过各种各样的困境，他们的经验和智慧都留在书刊里、留在档案里。我更想对年轻人说，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就轻言放弃。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然后坚定、坚守、坚信。我们在做的是对社会有用的研究，时代终将需要我们。
李淏宇：医学史要求学生同时具备医学、历史、外语、人类学等多学科素养。很多年轻人感到“什么都得学，什么都不精”的困顿。您认为，做医学史研究核心的素养是什么？
甄橙：我采访过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性：做事之前，先做人。这是做研究要具备的第一个素养。这看似跟做学问没有直接关系，但“得道多助”，人做好了，做事时自然有人帮你。第二，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生命短暂，发现自己擅长的技能，扬长避短，无论做研究还是工作，都会有幸福感。第三，要耐得住学术孤独和寂寞，博采众长，博而后专。
主持人：当您的学生在科研过程中出现焦虑情绪时，您怎样帮助他们缓解？
甄橙：其实老师也有困惑和焦虑的时候。正所谓教学相长，我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我也在向同学们学习。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很重要。尤其是新生代的学生，他们从开始有玩具的时候，就开始和手机打交道了，他们在人机互动的时候很自然，但是遇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候，就没那么自然了。所以，还是要加强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就像心理学所说的，倾听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可能我给不了同学们直接的解药，但当你对我充分信任，把苦恼讲给我听，我愿意真心倾听，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帮助。
李淏宇：我们新闻行业一直在追求“新”，而医学史研究是向历史求索，这是否赋予您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
甄橙：是的。生命科学研究都是关注前沿问题，但是我们的医学史研究，就是要“回头看”，就是要向历史学习，这确实赋予我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比如，去古罗马斗兽场，建筑学家看到的是斗兽场的建筑结构，文化学者关注的是角斗士的血腥搏杀。而作为医史学者，我想到的是，正是在这里，古罗马最著名的医学家盖伦，作为角斗士医生，得以观察受伤者身体内部的结构，从而认识到解剖的重要性。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不同学科有不同的侧重，但每个学科都会有独特的收获。历史研究的“回头看”，正是为了回应现实问题，从而预见未来。
陈秋岑：您从业30多年发表过数百篇文章，有没有被拒稿、找不到史料的时候？遇到挫折，您是如何走出来的？
甄橙：做学术研究，被拒稿是肯定会有的。年轻时肯定觉得天塌了，这也是年轻阶段正常的心绪，是必经的阶段。但现在回头看，我就很平静，也很坦然。一旦被拒，我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这篇稿子有写得不到位的地方。评审专家的意见多数都是中肯的，是希望稿子越改越好。你按照专家意见修改一次不行，就修改第二次。多年后你或许会感慨，“我还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来”。这就是多次打磨的结果。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参观洛克菲勒档案馆的时候，我看到五六十年前的一篇很小的文章，有40多个专家的评语，我很感慨，难怪人家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所以，一定要耐得住学术的寂寞，也耐得住一次、两次甚至多次的挫折。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健康”这个词来展开。您如何定义现代的“健康”？
甄橙：年轻时，我把健康简单看作“不生病”。但今天我越来越觉得，健康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它可能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问题。用简单的话概括，身心愉悦的状态才是健康。
主持人：最后，请您给青年朋友们说一句寄语。
甄橙：“百米疾驰非终点，万里征途写人生。”愿青年朋友们在漫长的征途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坚定、坚守、坚信，终有所成。
本报记者 杨丽/文
唐磊 周天琦 白利振 任天祎/摄像
白利振 唐磊/剪辑
李文枢/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