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冬青
记得第一次到何永康老师家，看到书房墙上，挂着尉天池教授写的两个条幅：一幅是“咏慷”，二字厚重沉着，却有着青春时代潇洒飘逸的气概。另一幅，则是“咏年”，同样精彩。我知道，尉老师所写，正好是何老师和夫人高老师之名（永康、永年）之诗化表达。行家曰，两个字的条幅，对开上只写两个字，写得好，非常大气，也很难写。一般的书家不敢如此写。那是20世纪80年代，一股勃勃生机昂扬向上的活力自然充溢，书房虽然狭小，却有一种咏而歌的慷慨，有着花样年华的意气，有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青春诗意和感性。
1987年，我考上何老师的硕士生。说是考上，却并未报考南师大中文系，因为一个南师大物理系的同事告诉我，南师大中文系很难考。我考了另一所学校，成绩挺好的，却未接到复试通知。郁闷之下，写信给何老师倾诉，那时研究生招生数量很少，系里几个专业轮换招生，那年全系只招收12人。可是，何老师只看了我的信，便想办法说动系领导，让我来面试，于是我成为他的首届硕士生。后来，还成了他的博士生，也是第一届，何老师戏称为“211”。
我是读了何老师研究《红楼梦》以及一些文艺学论文而心生倾慕投学门下的。他以《红楼梦》作为中国美学的独特形态而研究红学，从“哲学—美学”的高度，在阐发《红楼梦》时，发掘了中国美学的独特意蕴，可谓别辟灵境，精神特至。而他谈论中国古典诗歌，则同样既具有美学高度，却又直指人心，韵味悠长。
何老师为了南京师大文学院学科的发展而创造的辉煌，几乎是神话式的成就。20世纪90年代，学校任命何老师担任文学院院长后，他倾注大力气在文学院学科发展上，付出的心血令人肃然起敬。记得我曾经劝何老师，以他在红学和诗词学上的深厚造诣，完全可以申请古代文学的博导，那样便无需为文艺学乃至其他博士点而操心了。可是，何老师不吭声。他想让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真正“站起来”，屹立于学术之林。他常向我感慨老一辈学者的学问与人品，说咱们文学院具有的实力，唯恐消逝殆尽。因为那时一些中青年学者已“像炒熟的黄豆，熟一个，蹦一个”，四散而去。缺乏学科的支撑，尤其是“博士点”的支撑，人心思迁，是必然的。
在何老师的努力下，1998年，南京师大申请到文艺学博士点。2000年，申请到博士后流动站，2001年，申请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级学科博士点。校领导称为“三年三大步”，这一成就，令南师大文学院局面大变。可以说，原来只有一个古代文学博士点的文学院，一下子扬眉吐气，人心大振。其中甘苦，我作为旁观者，也有许多体会。如：怎样留下人才？怎样引进人才？怎样激发人的斗志？在文学院学科建设上，何老师倾注了许多心血。知识分子都是骄傲的，何况何老师是一个才华俊逸怒而飞的学者，一个诗人气质的美学家，却能够“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种情怀，现在的有些教授未必能够理解。
记得读硕士时，校学生会曾请何老师作一场《红楼梦》的讲座，主讲地点在电教楼的一间大教室。那天来的人实在太多，连窗台上都坐满了听众。何老师的演讲引人入胜，仿佛把大家带进了书中的世界。他讲林黛玉进贾府，把林黛玉的“心电图”都描画出来。何老师高中时学过美术，上课时常“露一手”，为课堂效果锦上添花。他讲到贾母问黛玉，读过什么书，黛玉道“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 贾母道：“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黛玉就晓得贾母并不喜欢女孩子读书。何老师以为，黛玉说“刚念了《四书》”，其实有一点点停顿，黛玉是要观察贾母的态度，见势不“妙”，就不再说下去了。等见到宝玉，宝玉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这个回答，极见黛玉的乖巧和灵性。不过何老师也指出，在初次见面便已心仪的宝哥哥面前，黛玉本心是很想表白自己读书、作诗的才华的。
那么，为什么在人们心目中好使小性子、嘴巴尖刻凌厉的林黛玉，初入贾府竟然如此小心乖巧，“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何老师说，初入贾府，黛玉的身后，是另一个家族，她代表着一个贵族之家；而再入贾府，身份变了，寄人篱下。照理该俯首低眉、小心翼翼才对，可黛玉反而昂起了高贵的头颅。这前后之间的转折，正揭示出黛玉品性之高洁，令人低徊无穷。
何老师叮嘱我，大学老师，要把课上好，就得有深入的研究，而对于文学作品，尤需精微的感悟力。而在此基础上，如何组织好课堂语言，调节节奏，都需要投入充分的准备。他很痛恨那些上课不认真的人，有个老师上课低声低语，生怕大声讲话会动了“真气”，结果课堂萎靡不振、毫无活力，何老师给予严厉的批评。
大学之“大”，在于宇宙式的无所不包，无远弗届。但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最切近的莫过于“高考”。何老师特重高考，为高考鼓与呼，殚精竭虑。记得一次在何老师家，他拿来厚厚一叠信，告诉我，这些都是高考生的来信，每一封他都详细回复，从不敷衍。
最重要的，是何老师一直重视高考阅卷。他主持高考阅卷40余年，坚持以一种最普泛的美学标准对待这项工作。在他心中，每个考生，都应当得到最公正的待遇。这份公正，最终要落实到每一道题、每一分中去。
在一次阅卷动员会上，何老师让我讲解阅卷要领。突然，他走下讲台，指着一位阅卷老师：“你怎么睡觉？”那位老师矍然而醒：“太累了。”何老师很愤怒：“这是最重要的时候！你这样怎能阅卷？”
何老师精心修改，把阅卷要则提炼成最易记的口诀，让大家一见不忘。他发明了“亮点”理论，要大家在看到文章“亮点”时猛然一惊。他形容，文章中让人眼睛一亮的，有的是“太阳”，有的是“月亮”，还有隐约闪烁的“萤火虫”，哪怕是一点点光亮，也弥足珍贵，不可放过。星星点灯，闪闪发光的文章必是佳作。反之，看不到作文中的“亮点”，那是阅卷者眼中无光。
然而，何老师敏锐地察觉，这当中存在一种隐患：两个阅卷水准平平、马虎了事的老师打出的分数恰好吻合，而那位评分精准、眼光独到的老师，却被“消灭”在茫茫无声之中。他组织的这支“别动队”，正是针对阅卷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偏差，再做一次审慎的复核，尽最大努力“打捞”那些可能被误判、被埋没的优秀作文。
他总结了长时间阅卷所带来的心态改变：开始，所有人都特别警醒、紧张，认真对待每一份考卷；可是，随着时间的增加，渐渐感到疲倦，这时，就有一种打“保险分”，即在平均分数左右敷衍给分；最后阶段，虽已熟悉卷面，却又可能因经验主义而疏于逐字细读。针对这些不同阶段的问题，针对这些情况，何老师采取了不同措施，务令阅卷始终保持着高质量运行。
何老师爱才，他每每为那些才华横溢的考生作文击节叹赏。江苏考生的高考作文常常轰动全国，如《赤兔之死》《风沙渡》等，而这些文章的发现与推广，都体现了何老师对考生那种有点儿近乎执着的爱。他发明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做法，决不容许考生被昏昏沉沉的阅卷者打入“冷宫”。
从何老师对高考的态度，可以窥见他内心深处的两种情怀：他决不容忍“不才明主弃”，亦怀揣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我从中体会到了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文学的沉郁顿挫和诗性的英气勃发。
福哉吾师，永康永年！
吾师咏慷，吾师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