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宁 于锋 实习生 于罗清
近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正式发布苏州高新区锦峰山东麓南朝环壕聚落遗址考古成果。历经2025年11月至2026年6月的系统发掘，这处总面积2.9万平方米的遗址被确认为南朝大型士族庄园遗存，核心区“日”字形环壕聚落、高等级建筑群与千余件文物完整面世。作为我国六朝考古中首次完整揭露的大型庄园遗址，锦峰遗址实证了文献记载的南朝“别墅”形态与“封锢山泽”现象，为解码江南士族社会、建筑技艺与文明交流提供了突破性考古依据。
别业折射南朝经济社会图景
锦峰遗址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间盆地中，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与外围合围的环壕，共同勾勒出一处封闭而完整的庄园空间。核心区内，中段壕沟将“日”字形环壕分隔为南北两座独立院落：南边一号院落分布着熔炉、灰沟与大量手工业遗迹，纺轮、铁农具、动物骨骼遗存散落其间，印证着农桑、畜牧与手工业并存的生产体系；北侧二号院落则以规整的礼制建筑为核心，兼具居住与礼仪功能。这种“自给自足、功能复合”的空间格局，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南朝士族“别业”的真实样貌。
“南朝士族庄园经济的变化，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与南朝政治格局、社会风俗乃至文化风气深度绑定的核心命题。”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童岭教授表示，晋室南渡后，北方士族扎根三吴地区，随着平原耕地开发趋于饱和，向山林湖泽拓展空间成为必然选择。从东晋屡禁不止的“占山护泽”，到宋孝武帝时期正式颁布“占山格”以官品限定占山额度，山林川泽从公有逐步转向士族私有，背后是江南经济快速发展与士族阶层权力扩张的双重驱动。
在童岭看来，南朝士族庄园与北方坞堡有着本质区别：北方坞堡以宗族共同体为核心，聚族而居、抱团自保；而北方士族进入南朝后，宗族纽带逐渐松弛，呈现出“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的独立发展态势，庄园生产高度依赖部曲、奴客等依附人口。“南朝宋时的名将沈庆之那句‘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之所以能成为南朝朝堂的共识，正是因为这种以庄园为单位、依附人口劳作的生产模式，已是当时江南社会的普遍形态。”
“‘封锢山泽’本质上是六朝江南土地开发向纵深推进的标志，也是士族阶层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力的直观体现。”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评价，锦峰遗址完整的生产生活链条，让学界第一次从考古层面看到了士族庄园作为“独立经济体”的真实运转状态。与此同时，这类山野庄园的兴起也塑造了南朝士族“城内居官、城外隐居”的双重生活方式，山水诗、山水画的诞生与繁荣便与这种山林隐逸的生活方式深度相关，谢灵运《山居赋》中描绘的庄园景致，如今在锦峰遗址找到了实物呼应。
此外，贺云翱根据对遗址出土瓦当推断，认为遗址主人等级颇高。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馆员、锦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执行领队陈璟说，“正史记载，东晋宰相何充始葬于苏州，何氏家族成员曾在苏州担任要职，其家族还有归隐苏州、归葬西山祖茔的传统，结合出土铜盘上所刻铭文，我们推测锦峰南朝庄园可能与庐江何氏家族有关。”而遗址中器物刻意损毁、建筑倒塌层伴出兵器的现象，则指向了隋平陈之役的战火，一座士族庄园的兴衰，恰好成为王朝更迭与士族阶层命运变迁的微观注脚。
遗存填补六朝营造史空白
如果说生产遗存还原了庄园的经济底色，那么二号院的高等级建筑群，则展现了南朝士族建筑的规制与技艺。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建筑基址群坐西北朝东南，自南向北依次排布门址、附属建筑与主房F5，东西两侧配房分列左右，整体格局严谨规整。作为建筑群的核心，主房F5东西长24.7米、南北宽10.1米，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现存四排六列共20个磉墩，第二、三排磉墩间距加大，中部采用减柱设计，形成开阔的内部空间。
“锦峰遗址最核心的价值之一，就是让我们第一次完整看到了南朝士族庄园的建筑规划逻辑。”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锦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程义表示，从环壕的“日”字形合围形制，到核心建筑群的中轴对称布局，再到建筑基础的精细营造，处处体现着“实用”的思路。“毕竟对称建筑最容易规划，这在生产力落后时期是非常实用的选择。”程义说，遗址地层堆积清晰显示，南朝早中期以垦耕平整土地为主，晚期才集中营建核心建筑，这种分期开发、整体规划的营造模式，刷新了学界对南朝庄园建设的认知。
在他看来，F5主房的减柱设计尤其值得关注：通过减少内柱扩大室内空间，既体现了高超的结构设计能力，也暗示这座建筑可能承担着祭祀、礼仪等特殊功能。
“以往我们研究南朝建筑，大多只能通过墓葬出土的陶屋明器、石窟寺的仿木构雕刻来推测形制，始终缺少真实的大型人居建筑基址作为参照。”贺云翱坦言，六朝考古长期依赖墓葬资料，建筑史研究一直存在“有文献缺实物”的缺憾，锦峰遗址这组完整的高等级建筑基址，恰好补上了这关键一环。
除了整体格局，建筑细节也彰显着南朝营造技艺的水准。磉墩采用长方形竖穴土坑结构，部分底部铺设木质垫板以加固基础；遗址东南侧的水井采用六边形砖券工艺，井壁由横立砖与丁砖错缝砌筑，历经千年依然结构清晰。这些工艺细节，为研究南朝建筑技术体系提供了鲜活的实物样本。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东亚文化交流领域。“南朝的建筑制度、营造技艺曾深刻影响百济、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早期建筑发展，但此前一直缺少完整的南朝本土建筑遗存作为比对基准。”程义表示，遗址核心遗存为一组沿中轴线布局、呈左右对称结构的建筑基址群，该发现对中国建筑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探讨公元6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尤其为研究百济、日本等国家地区早期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学资料。
文物见证佛教传播与“海丝”往来
千余件出土文物，是锦峰遗址最生动的文明密码。从岳州窑、洪州窑、越窑等南北名窑的瓷器，到错金银铜弩机、玉钗等精美器物，再到西亚风格的玻璃盘，品类丰富的遗存既勾勒出庄园主的奢华生活，也暗藏着跨区域文化交流的线索。其中，大量带有佛教元素的器物与域外舶来品，成为此次考古发现的两大亮点。
“这批带有鲜明佛教元素的出土器物，是我们研究南朝江南佛教传播的重要新材料。”陈璟介绍，遗址出土的莲花尊、莲花纹罐、莲花枝铜灯等器物，普遍以莲花为核心纹饰，造型典雅、工艺精湛，与南朝佛教兴盛的时代背景高度契合。结合史料来看，疑似庄园主人的庐江何氏家族素有佞佛传统，遗址附近也有。此外，《吴地记后集》与《［崇祯］吴县志》均记载遗址附近有一座名为“昭明寺”的佛寺。士族庄园与比邻佛寺并存，正是南朝江南士族对生活场所的拓展和文化空间的构建。
在陈璟的研究视野中，这批遗存主体虽以南方地区为主，但南北文化互动的痕迹亦有显现。“例如青瓷蟾蜍座烛台，此类器物过去出土极少，仅见于河南偃师北魏染华墓、武汉江夏龙泉南朝墓等少量实例。”
他介绍，永嘉南渡以来，大量士族与流民涌入江南，南北方文化交流密切。以莲花纹、忍冬纹为代表的典型佛教装饰纹样，在构图方式与造型细节上，既保留了南方地区一贯的审美特点，亦可在同时期的北方邺城、平城、洛阳等地出土器物中见到相近的风格特征。
“这说明南北朝虽处于政治对峙状态，但佛教文化的跨区域交流从未中断，这批出土的南朝佛教文化器物恰好填补了南方地区这一时期相关实物资料的缺环。它们有助于还原当时南北佛教文化并非单向传播，而是双向吸收、互相影响的交流面貌，也为探讨南朝时期南方佛教发展的脉络，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具体路径，提供了新的实物支撑。”
海外贸易的线索同样清晰。遗址中出土的西亚风格玻璃盘，展现出地中海沿岸及西亚地区“钠钙玻璃器”的典型工艺特征。陈璟说，南朝时期，南北军事对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陆路贸易的发展，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却始终保持畅通。三吴地区作为南朝经济最发达、士族势力最集中的核心区域，对海外珍奇商品有着持续且稳定的需求。这件玻璃盘发现于苏州的士族庄园遗址中，间接表明当时的海上贸易路线可能已从南部沿海延伸至长江下游的三吴腹地。由此可见，南朝的三吴地区不仅是海外贸易商品的消费地，更是海上贸易网络向北延伸的重要节点，它连接着海上航线与内陆消费市场，在当时的东西方贸易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山泽间的庄园经济，到规制严谨的建筑技艺，再到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锦峰遗址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南朝士族社会的大门。作为六朝考古的突破性发现，这处千年别业不仅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也为江南文化溯源、阐释六朝文明的历史价值提供了坚实的考古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