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知识生产回归祖国的“现实”大地

□ 柴玉芳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建构植根中国实践、引领中国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工程，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这一重大战略进程中，马克思在哲学革命中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以其对实践、矛盾和历史的深刻洞察，构成了引领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

马克思在对传统现实观的批判中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强调现实是由现实个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所创造并在矛盾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性存在，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总体性。这种现实观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方法论，它内在地规定了一种以现实历史过程为对象、以实践生成为内核的知识生产方式。“实践性”要求知识必须从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中生成；“历史性”要求知识必须承载具体的社会关系；“总体性”要求知识必须形成系统的解释框架。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对这三重方法论要求的自觉回应与系统实现。“知识”是主体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特定历史实践的内在矛盾、运行规律与发展方向的理论把握。“知识体系”是为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复杂现实总体而建构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概念系统与理论范式。“中国自主”则强调凸显中国的主体地位，即知识生产植根于中国实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为达成自我理解、自我引领而必然生成的现代文明知识形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性正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然而，当前知识生产在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现实时，呈现出系统性的解释乏力与引领不足，学科体系的依附性违背了“实践性”原则，使其难以自主反映中国实践的新貌；学术体系的悬浮化背离了“历史性”原则，使其无力从现实历史的矛盾运动中凝练真问题；话语体系的失语性忽视了“总体性”原则，使其无法准确概括和表达中国的独特经验。破解这些困境的根本路径，在于以马克思现实观的三重方法论为自觉指引，让知识生产真正“切中社会现实”，回归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

在知识生产的出发点上，以“实践性”为根本，在现实矛盾中生成时代性议题。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现实。马克思深刻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这一论断揭示了知识生产的根本：真正的问题不在书斋的逻辑推演，而在人民群众“实际生活过程”中涌现出的矛盾和困境之中。然而，长期以来，部分研究陷入“外部反思”的窠臼，不是从中国实践中捕捉问题，而是从西方理论的现成概念出发去剪裁中国现实。这种路径依赖，本质上颠倒了“生活”与“意识”的本体论次序，使学术议题脱离实际，沦为“无根的浮萍”。关键在于，知识生产不是对既有理论的应用性注脚，而是对社会存在的过程性描述与矛盾性透视。因此，知识生产者应当深入一线，从具体的社会矛盾、制度变迁与利益协调中凝练具有本土解释力的学术命题。无论是“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政策衔接”，还是“数字劳动平台中的权利保障”，抑或“超大城市的社区韧性建设”，这些议题都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实践场域。唯有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变革时代的“现实的社会本身”，而非停留于西方理论的现成概念，才能使自主知识体系获得源头活水，产生真正能切中社会脉搏、指导实践变革的时代性学术议题。

在知识生产的核心方法上，以“历史性”为尺度，在具体条件中达成科学抽象与具体化的辩证统一。唯物辩证法并非提供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现成公式，而是要求知识生产必须自觉地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在把握其“历史性”规定的基础上，完成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具体”的科学加工。对当代中国而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方法论，就是要承继马克思“从现实本身出发”的方法论精神，同时更加自觉地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历史规定性的、不可简单套用任何既有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来把握。这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中最具体的实践形式，在充分理解其历史条件与时代表征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抽象力去剖析其内在矛盾、挖掘其本质规律。例如，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对分配政策的宏观描述，而必须回到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即如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发展方式转型、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等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入所有制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层、社会保障体制变迁等具体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同样，对“数字平台”的分析，不能止步于对其技术特征和经济规模的表层概括，而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与快速城市化交织演进的特定历史语境中，深入探究它如何重塑劳动过程、分配机制、消费模式与人际关系，从而把握数字时代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本质。唯有自觉地将中国问题置于其特定的历史坐标中加以审视，知识生产才能实现从“经验表层”到“本质规律”的跃迁，从而建构起真正具有历史厚度与现实解释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在知识生产的价值归宿上，以“总体性”为视野，在系统的理论建构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总体性”原则要求知识生产不能将中国实践肢解为碎片化的、互不关联的个案描述，而必须在思维中将其重建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层次分明的“具体的总体”。这一建构过程的灵魂，在于以人民至上的立场为理论锚点——因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关系与矛盾运动的“现实总体”，而非任何理论家先验设定的抽象原则。唯有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知识生产才能真正完成从“经验碎片”到“理论总体”的辩证升华。一方面，理论要敢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直面收入分配、城乡融合、生态治理、教育公平等关乎人民根本利益的时代难题。“直面”不是对个别问题的孤立回应，而是要以“总体性”的视野，在诸多社会矛盾的相互关联与制约中，提炼出那个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矛盾”。例如，对“共同富裕”的分析，就不能仅停留于对收入差距的表层批评，而必须将其置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这一相互嵌套的“社会总体”之中，揭示其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与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理论要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汲取”绝不等同于“简单照搬”，而是要以“总体性”的方法论，将那些分散的、局部的、具有自发性的“地方性知识”，系统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总体”。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从分散的经验形态到系统的概念体系的辩证升华。作为这一过程的最终成果，自主知识体系既能在“总体性”的框架中系统性阐释中国奇迹的内在密码，又能以具有普遍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范式，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无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