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步楼
六月的南京，热气裹挟着水汽，到处散发着草木的清香。在浦口火车站旧址，密密匝匝的梧桐树叶已经碧绿油亮，风过处，叶子哗哗地响，带着湿热，拂在脸上。阳光从叶隙里漏下来，在“百年背影风自清”的海报上印出斑驳的光影。那个在月台前艰难攀爬的背影，竟与记忆中我父亲的身影慢慢重叠。
我的父亲是个老党员，因为在渡江支前中的优秀表现，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上世纪70年代，他一直担任生产队长，四乡八邻的人都称他“老队长”，以至忘了他朱云鹤的名字。
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的背影高大笔直。天蒙蒙亮，他就扛着铁锹出门，边走边喊：“上工啦！上工啦！”铁锹在肩头微微颤动，像杆旗帜，引领着村民们开启一天的劳作。他那褪色的蓝布衫下，肩膀宽厚，脊梁挺得如村口那棵老槐树。作为生产队长，他的背影总在最前头；秧田里，他第一个赤脚踩进春寒刺骨的水中；收割时，他在地头挥舞着镰刀，身后则是一排排倒下的金色麦穗；冬天，他带领村民们挑河整渠，身影在寒风中依旧笔挺如松。
父亲的身影远不止在土地上耕耘希望，村里谁家有了难事和矛盾来找他，他都是扔下手中的活就走，为此受了母亲不少唠叨，他总是笑笑说：“我是队长，有这个责任嘛！”一天午后，父亲拉着我，“月底了，去看看刘老爹”。刘老爹是村里的“五保户”。父亲扛着米袋，胳肢窝下夹着捆棉花秸秆，跨过刘老爹家的门槛。他的背影在低矮的门框下显得格外高大，投下的影子，长长地罩着我。那时，我觉得父亲的背影是天底下最坚实的大山，无论多大的风雨，有它遮挡着，心里就安稳。
然而，那一年，1970年的春天，那座山却缓缓地，在我眼前弯了下去。
我要上高中了，5元钱的学费，如今听着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那时却像一道深深的沟壑，横在我们家面前。晚饭时，我嗫嚅着开了口。爷爷看了看我，说“好事，好事，得想想法子”。母亲放下碗筷，轻轻叹了口气，目光垂了下去。父亲没说话，默默地吃完饭，然后起身，“我出去走走”。
这一走，就是大半宿。我心怀期待，悄悄地尾随在他身后，隔着一段距离。
父亲先去了村西头的二爹爹家。我在门外，听见里面隐约的谈话声，然后是父亲干涩的笑声：“是啊，大家都不容易……”不多时，他出来了，带上门，那原本挺直的脊梁，像被无形的重物压着一样，有了些许弧度。
他又敲开了马大叔的家门。出来时，他将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轻轻叹了一口气，才抬脚走进下一家。走了四五家，他的脚步越来越慢。月光照着他，那背影不再是我熟悉的山一样的剪影，肩胛骨在薄薄的衣衫下微微凸起，带着我从未见的伶仃和落寞。
最后，父亲来到刘来喜家。刘来喜是另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平时也常到我家串门。我蹲在屋后，被夜风吹得缩起了脖子。不知过了多久，门吱呀一声开了，我听见父亲的声音，带着如释重负的颤抖：“凑齐了，凑齐了，等秋天卖了猪一定还上。”
他走出来，望着回家的方向，仰起头，深深地，深深地吸了口气，仿佛要把胸膛里所有的郁结都吐出来。他的背影在那一刻显得如此疲惫，曾经挺拔笔直的腰身，松垮了几分，像被霜打过的老树。
看到父亲佝偻的背影，我的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紧紧地咬住嘴唇，任泪水流满双颊。
后来，我如愿上了高中，怀揣着那浸满父亲精气神的5元钱。从那以后，我懂得了世事的艰难，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一闭眼，就是父亲去乡邻家借钱时缓缓弯折下去的脊梁，那背影，不再是山，却化作了催我前行的风，成了我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
“啊，这里是朱自清《背影》里描写的场景！”“当年依萍就是站在这个月台上送别书桓的……”外地游客的高声议论，拉回了我的思绪。夕阳给老站台镀上一层苍茫的金色。朱自清的父亲，买的是朱红的橘子；我的父亲，借来的是皱巴巴的希望。这世间父亲的背影，其实是一样的：那挺拔的，是为家庭、为乡梓撑起的一片晴空；那弯下的，则是托举儿女奔赴前程的无限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