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 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五年规划”编制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确保规划编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实践表明，“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制度载体、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抓手，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依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独特制度禀赋与战略价值。“五年规划”既是百年来党治国理政经验的凝练成果，也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制度创新成果。
“五年规划”的政治优势
从1953年制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已接续编制和实施了15个五年规划（计划）。回溯七十余年发展历程，我国“五年规划”经历了从计划管控到规划引领、从单一经济指标统筹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历史性演进。“一五”至“五五”夯实工业化根基、搭建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的“五年规划”锚定温饱、小康等阶段性目标；新时代的“五年规划”接续攻坚全面小康与高质量发展，十五轮规划首尾衔接、层层递进，完整镌刻出中国式现代化从蹒跚起步到稳步提速的历史轨迹，充分印证了“五年规划”契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梯式发展的内在规律。
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五年规划”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着力办好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五年规划”的编制、实施和评估的全过程中发挥着定海神针般的关键作用，确保发展战略既具有历史延续性，又具备时代前瞻性。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科技与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筑牢了开局根基。无论是重大水利工程、高速铁路网等基建布局，还是载人航天、芯片攻关、生物医药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均依托多轮“五年规划”持续立项、滚动投入、接续落地。这是我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优势。
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五年规划”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统一，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分解为若干个五年阶段目标，增强了目标的可操作性与可衡量性。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一次性突进式的现代化路径，遵循生产力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通过五年周期量化分解远景任务，把党的二十大擘画的“两步走”战略细化为一个个可落地、可考核的五年发展指标。依托规划动态评估、中期调整、收官复盘的闭环管理机制，在保持顶层目标不动摇的前提下，依据国内外环境变化适时微调实施细则，既杜绝了发展方向的频繁摇摆，又避免了教条式僵化执行，实现了战略定力与策略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为一张蓝图绘到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保障决策民主化、高效化、科学化。“五年规划”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制度实践。规划编制阶段广纳社情民意，充分吸纳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的建言献策；经全国人大法定程序审议批准后，中央部委与地方配套出台实施细则，细化权责划分、实施时序与督导考核。这套立足民主集中制的集思广益决策机制，有效统筹整合多方利益诉求，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破解规划制定中的利益分化难题，从源头提升规划科学性与落地适配度，充分彰显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优势。
以“五年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处理四大辩证关系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五年规划”的实施既要保持政策延续性，又需及时动态调整多方关系，其中首要的是处理好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经济是基础，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期间的重要任务，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政治稳定与政治清明能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回顾“五年规划”的实施历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型，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是基本方向。“五年规划”正是在实践中科学划定政府调控与市场自主经营的边界：市场依托价格机制优化竞争性领域的资源配置，政府聚焦基础科研、公共产品供给、反垄断、跨区域重大项目等市场失灵领域补齐短板。“十五五”规划将持续细化二者权责清单，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耦合联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这为今后五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旨在优化财力纵向分配与横向调节机制，为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制度保障，让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共同富裕。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嵌入式引领”机制，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与动态引领。我国依托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借助“五年规划”搭建国家赋能社会、社会反哺国家的互动平台，跳出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治理陷阱。
（作者为南京医科大学马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以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研究”〈2024SJZD113〉、南京医科大学2025年度重点项目“新时代对党忠诚的理论逻辑与长效机制构建”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