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一湖
那天看小鹿的脱口秀，她说她正在拼着老命学习滑雪。因为，一个人若被问到有什么兴趣爱好，而回答只是看书、听音乐，那基本上等同于这个人没什么爱好。
我听得愣了一秒，随即大乐——我正是被她友好冒犯到的那种人。确实，读书是个毫无社交属性的爱好，等于承认自己是个“无聊之人”。
而无趣无聊的我就是这么生活、这么长大的。
我识字之初就是从乱读报开始的。彼时我们全家在北大荒一个小县城生活，条件艰苦，家里的天花板都是用报纸糊的，我的乐趣之一就是躺在炕上从天花板里找认识的字，看见了就读出来，像遇见了老朋友似的高兴。过年洒扫庭院，姐姐们负责用旧报纸擦窗玻璃，我负责帮父亲一起裱糊天花板。当然，我的工作只是给父亲递一张张报纸，父亲则随口把一些大标题一字一字读出来教我认一遍。
那时候的报纸真的是有股油墨香的，塑造了我对“书香”最早的理解。当一层新的报纸覆盖一层旧的，新的一年就开始了，我又从里面开始找“老朋友”，这时老朋友们已经会排成一队队地来见我了，我读出一队：形而上学。明明每个字都认识，却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我拉过母亲来问，母亲却笑出了声：“就是说啊，有个叫形而的小孩儿要去上学啦。”父亲听了跟着乐，他俩的笑声让我直觉就是在逗我，我生气了。
那年我上了小学。父亲拿给我一本旧书册，是古代诗歌选，第一篇就是《伐檀》，先教我熟读、背诵，不认识的字就用铅笔写上注音。对于小学生而言，这确实有点枯燥了。于是父母不再定指标，任我自由阅读，家里的报纸、书刊，只要我愿意翻，认不认得字、看不看得懂都无所谓，从那时养成了我有事做事、没事翻书的习惯。
那时居住条件有限，我与父母同住一屋，经常都是我睡得迷迷糊糊还能听见父母谈天说地。有一回听他俩读报，说什么飘啊飘的，我好奇上赶着问，知道了有一部外国故事书叫《飘》，刚解禁，大人们都在争论呢。长大以后，《飘》成了我读过最多遍的美国文学作品。
父母“落实政策”举家南迁后，时代已然有所变化，母亲开始重新订阅她年轻时热爱的《世界文学》《萌芽》，我囫囵吞枣跟着看，因为《少年文艺》已经满足不了我了。再后来，家里的书我已读得七七八八。我上了高中后，父亲订了一些新锐杂志，每每发现思辨好文都推荐给我，平等探讨，教会了我敢于向世界提出质疑。
我终于长大到要学习“形而上学”的时候，母亲正是我的任课老师。讲台上下，母女相视一笑，过去的时光就像我乱翻的书页在空中唰唰而过。
我工作后有了经济能力，“无事乱翻书”就自然扩展延伸成新毛病：不停买书。这事可能也多少有些遗传，父亲屡次被母亲训斥有“囤书癖”。这确实是个毛病，家里空间总是有限的，那个年代一家老小生活的资金更是要计划着用的。或许就是因为资源有限，我从小养成了做摘抄、写读书日记的习惯，大部分至今还保留着。如果把这些笔记本摞起来，简直有点“著作等身”了。
近来听说一处怀旧街区开了个品牌书店，我第一时间就去了。书店空间错落，很有文艺调性，视觉雅致舒适，所选书籍也品质在线，墙上有句话吸引了我：“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成为帮助人类忍耐与获胜的那些支柱与栋梁中的一个。”这是威廉·福克纳的话，于我心有戚戚焉。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刻，当人间生死将我击碎时，是书籍的陪伴与慰藉，使我重新找回了自己。
母亲离世之后的那几年是我读书最猛的时候，只有疯狂阅读可以锚定我的内心，再通过写作来疏解。后来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我们爷俩通常的景象就是他在书案前练书法，我在书架旁翻书。而当父亲也离开的时候，我几乎半年没有从“孤儿”状态里走出来，直到翻开米奇·阿尔博姆的那本《相约星期二》，我像漂浮海里的人终于摸到了悬木。
米奇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他的老师，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患上了一种渐冻症，米奇得知这一消息后前去探望，开始了相约星期二——每周二看望、相伴并聆听教授最后一轮人生教诲，展开的课题涉及爱情、工作、年龄、原谅以及死亡，这门课的“毕业典礼”即葬礼。莫里教授在不断见证自己逐节衰退的一年之后与世长辞，也完成了与学生米奇之间长达十四周的人生大课。
于我而言，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像一场跋涉，书中记述的一些场景，总让我忆起陪护父亲最后一年当中出现过的片段。年迈的父亲经过两次脑梗后，也是眼见生命在一点一滴地丧失，与我们一点一滴地告别……
读完了这本书，我像同米奇一起上完了这一课，我终于把自己打捞上岸。现在我仍记得莫里教授说的：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去年底我搬了一次家，重新打造了我的书房。一面墙是父母留下的旧书，一面墙是我自己读过的书，还有不断加入的新成员。这里就像我的城堡，纸页翻动，字句明灭，我在里面与无数智者相遇，万物也在此相通。有时候，旧书页里一片干枯的树叶，似乎还带着当年阅读的那丝风；有时候，翻到某页有个记号，那是我思考过的痕迹，是生命与生命共鸣的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