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雪村
美术领域的现代化实践，是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亦是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鲜明的文化标识。20世纪初，中国正式开启现代化道路探索。美术作为承载精神文明、外化时代成果的核心载体，与社会现代化构成局部与整体、表里相依的辩证关系，形成共生共进、协同演进的双向互动格局。文化从来不是静态固化、一成不变的，始终具备流动拓展、迭代更新的创新特质。同时，文化传播遵循由文化富集区域向文化相对薄弱区域扩散的客观规律。每一次文明的碰撞交融，都会催生出一批划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诗人与艺术家。中国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便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双向观照、互鉴探寻中求索现代化出路的漫长历程。
回望新文化运动发轫阶段，中西文明交流日趋频繁，文艺先驱围绕时代语境下中国艺术的发展道路，形成两大截然不同的探索路径，核心分歧聚焦于传统艺术传承与中国艺术现代转型的关系，学界就此展开深度论争。一派主张坚守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根脉，延续本土艺术精神内核，警惕西方文化单向输入带来的冲击，代表人物包括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等。他们立足民族艺术本位，在坚守传统笔墨精神的基础上适度融通中西，循序渐进拓展中国画的现代视野。作为彼时重要的文化反思力量，其核心立场是反对全盘否定本土艺术传统，坚信中国艺术自有内生、可持续的发展脉络。
另一派以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吕澂等为代表，主张以中西融合、引西润中的路径推动中国美术现代化。在中西融合思潮内部，又分化出两种取向。第一种取向倡导全盘吸纳西方文明成果，以科学精神、写实体系改造传统儒学语境下的艺术范式，对本土既有文艺体系展开批判性反思。彼时全球文化流动呈现西学东渐的单向态势，西方文艺被视作现代化文明的典型表征，深刻影响国内艺术变革走向。
第二种取向更为理性客观地审视中西文化差异。这批学者清醒认识到，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被动开启的探索进程。国门初开之际，国人尚未充分发掘本土深厚文化底蕴，未能明晰中华文脉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基土壤。伴随新文化运动持续深化，知识群体逐步实现文化身份自觉，开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深度思考，本土文艺自此迈入文化自觉阶段，艺术本土性与国际化走向双向赋能、互促共生。部分艺术家明确提出“以西式现代风格为体、以中国传统艺术创新为用”的探索思路，探寻体用兼备的美术现代化路径。这批文艺研究者自幼接受完整传统文化熏陶，创作深植本土文脉，成年后较早远赴海外研习西方文学与艺术，长期跨文化积累让他们形成系统完备的中西艺术认知。他们立足传统、面向现代，在中西融合的实践中体察传统艺术的广博多元，博采众长、自抒胸臆，逐步达成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文化底色的成熟艺术境界。他们的艺术历程历经出走、反思、回归、创新的完整阶段，恰好映照出中国第一代留洋艺术学子从青年求索走向思想成熟的心路轨迹。艺术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在《艺术的革命观——给青年画家》中指出“艺术美化群伦，造就民族之崇高人格”“巩固我中华民族复兴之业”，强调艺术对民族强盛的重要作用。正是一代代美术先驱持续求索，才让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发展褪去模糊面纱，呈现愈发清晰完整的图景。两派知识分子均立足中国现实开展文化再造，主动呼应欧洲现代艺术思潮。尽管艺术立场、革新路径各有分野，但皆以艺术革新者的姿态奋勇探索，为中国艺术现代转型持续注入新生力量。
纵观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程，无数文艺先驱自觉肩负推动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充分彰显近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觉醒意识，契合新文化运动整体发展方向。时至今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美术领域的现代化探索也稳步向前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围绕文艺创作作出战略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线，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提升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实施新时代艺术创作系列工程，推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等领域精品创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面对数字化浪潮，还需清醒认识到，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只是文艺创作的辅助工具，如同画家手中的画笔、作品传播的扩音设备。真正能够直击人心、引发深层共鸣的，依旧是艺术家真挚充沛的情感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绝不能让技术凌驾于艺术本体之上。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术新篇章，是持续动态演进的理论与实践命题。艺术发展不存在唯一标准答案，各类探索路径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人类共同文化繁荣、文明共生发展的长远目标。中国审美现代性同样遵循这一发展逻辑，植根数千年厚重艺术传统，具备鲜明本土特质。历经百年求索，当下我们既要回望历史、立足现实，又要前瞻预判未来发展可能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深度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多元情感结构、价值观念搭建沟通桥梁，持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美术实践的理论思考，助力文化共同体建设。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