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近代器物设计的现代性路径

□ 王作川

鸦片战争后，在洋务运动“师夷长技”实用主义理念的驱动下，中国近代器物设计逐步突破“奇技淫巧”的传统桎梏。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西方现代设计思潮的深度交融，传统器物设计实现了从伦理本位向现代性价值的根本转向：在实业救国的时代浪潮中，设计不再局限于承载道德训诫功能，转而注重实用价值与生产效能的提升。这既是中西文化激荡的必然产物，更是中国设计主体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与觉醒。

传统器物设计的伦理内核：器以藏礼与重道轻器

“礼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伦理秩序，造物设计正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物质载体。早在新石器时期，原始先民制作的石钺、石镇等用具，便已超越单纯实用功能，成为祭祀仪式中沟通天地的礼器，奠定了“器与礼通”的初始基因。先秦《周易》“制器尚象”的思想与《周礼》的礼制规范，共同构筑起中华“考工学”的设计体系。《考工记》所言“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揭示了古人制器的深层逻辑——器物形制对应“天圆地方”的宇宙认知。这种将自然哲学、伦理秩序物化为器形纹饰的设计思维，使“器以藏礼”成为传统造物观的重要命题。

在礼制框架下，“器”与“礼”被界定为“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从属关系。“礼”作为“治人之道”，通过器物形制、纹样、材质的等级化配置，构建起“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秩序。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以威严肃穆的兽面象征王权神授；汉代漆器中的云气纹，表征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唐宋官窑瓷器，以釉色纯净度区分宫廷用度等级；明清补服，以禽兽纹样标识官僚品阶——这些设计实践均服务于“明尊卑、别上下”的礼制目标。正如《礼记·乐记》所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器物设计由此成为礼乐秩序的物质载体，其实用功能被弱化为伦理教化的附庸，“重道轻器”的文化传统由此确立。在此传统下，古代造物活动须严格遵循礼制规范，制器目的、规格、造型与装饰均须合于“礼”、归于“道”，最终指向“器以载道”的价值追求。

转型之始：洋务运动与传统设计体系的破局

中国古代新王朝建立之初，往往通过重定衣冠服饰与营造制度，以规范引导社会行为。这一机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造物设计的发展，却也将造物严格纳入“礼”的框架，使“器”始终被视为思想与道德规范的附庸，从而抑制了设计与科学技术的自主演进。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传统造物设计体系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将其内在危机与深层局限暴露出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增强国力。随后的洋务运动，则标志着士大夫阶层开始反思礼制文明对技术发展的束缚，重新审视传统造物观念，逐步转向工艺技术革新，在兴办近代工业中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转型深化：20世纪上半叶都市化中的设计变革

中国传统设计的现代转型虽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但设计观念与生产实践的实质性突破，却完成于20世纪上半叶的都市化浪潮之中。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通商口岸迅速崛起，与西方启蒙思想、工业文明及都市文化交汇融合，形成时代张力。都市中的人们率先感知并接纳新思想与新产品，随着对外贸易市场的扩大，广告、图案等新设计形式在生产与销售环节应运而生。新兴设计师直面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与冲突，加速了传统造物设计的现代化转型，使中国设计的现代性路径逐渐清晰。

以上海、天津、广州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成为新思想、新技术、新美学的试验场。上海南京路上，永安公司的霓虹灯广告将传统“八宝纹”转化为具有商业吸引力的现代符号；天津劝业场的玻璃橱窗内，流线型电扇与身着旗袍的模特并置陈列；广州先施百货的月份牌画，以仕女置身西式客厅的形象，呈现打高尔夫、拉小提琴等新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华生”电扇以几何纹饰演绎工业美学，震亚电业厂的“亚牌”“民华牌”等商标，则呈现出功能化、理性化、简约化的现代设计特质。

这些变革标志着设计逐步挣脱“礼”的伦理枷锁，从“器以载道”的传统观念转向注重实用性与功能性的现代理念，开始聚焦功能理性、生产效率与消费体验，初步塑造了中国国货的现代品牌形象。这一转向加速了传统造物设计的现代转化，为中国艺术设计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设计观念的生成，是多重历史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层面，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勃兴催生了都市商业设计的繁荣，商品包装、广告设计与品牌塑造开始服务于工业化生产与消费文化；文化层面，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设计运动的传入打破了“重道轻器”的传统桎梏，科学理性与功能主义推动设计从伦理象征转向实用美学；教育层面，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与设计师群体的职业化，重构了设计知识生产模式，为设计实践注入了系统性的理论支撑。上述变革共同推动了深层的观念革命：礼制笼罩下的“器以藏礼”的逻辑被实用理性与大众审美需求所取代，设计实践由此完成了从“伦理符号”向“生活载体”的蜕变，为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