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安斌
虽然我是人文学科出身，又拿到了那个时代公认的高学历，且被周围很多人目为“书呆子”，但在五年前，实际上我是懒于读书的。
印象之中，求学期间老师们布置的书目我真正去读的不超过三分之一，工作后自己下决心要读的书大部分读到三分之一，冲动性买书，买回后基本成为“白头宫女”的也差不多三分之一。我的三个三分之一，决定了我在读书这件事上有点自我鄙视，又有点自我安慰：看看芸芸众生，他们果真人人都读书么？工作这么忙，竞争这么激烈，日常事务繁杂，要去的地方又这么多，谁的心灵上还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线下社交停摆，张皇失措的我只好暂去与书籍为伍。谁知一入书橱深似海，想回头却再也回不得了。疫情过后，我越发懒于追求虚名浮华和人情往来，甚至懒于谋划我曾认为十分重要的家庭理财事务，我从先前的“懒于读书”进化为“懒而读书”，成为一只真正意义上的“书懒”了。的确，与处理复杂的工作问题和人际关系相比，读书属于一种“躲懒”。能够懒在书上，两耳不闻窗外事，是一种高级幸福，但“书懒”的“懒福”远不止于这一点。
年轻时我曾对武侠言情如痴如醉，但为了升学，克制自己少读或不读。进入职场后，读书还是不能率性，更多是为应对本领恐慌“充电”而读。古人云读书多为“干禄之具”，在成为一只“书懒”前，我的读书模式也与此类似。而现在的我，读书不再为了什么，读书的内容和形式也不用规划不作选择，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想读多久就读多久，这是多么“懒”的读书方法啊，又是多么大的福分啊。
“书懒”的“懒福”体现在不需要再对某本书死磕死啃、死缠烂打。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杜甫有诗“读书难字过”（遇到难认的字便任其读过，不深究），我颇疑心他们俩也当过幸福的“书懒”。小时候老师为我们建立了一种榜样——那些随身带着字典等工具书的人，还要求我们既要读书，又要“啃”书。可是当我频繁地翻查牛津大词典、努力啃一本英文原版书时，读书于我如酷刑，最终只能“三分之一途而废”。无数次“啃”书最终让我不肯读书，真是得不偿失啊。
走过艰难之路，我现在敢于不查工具书，也拒绝向真实性可疑的读书榜样学习。令人高兴的是，人工智能圈里开始流行一种“太奶指令”，就是告诉语言大模型你是一位啥也不懂的老太太，让其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充满专业术语、如同天书的理论问题。应该说，“书懒”真正的好日子降临了。
对一只资深“书懒”而言，也不会再费心经营所谓读书人的“人设”了，通过读书来证明自己聪明、有才、高人一筹。每当有人称赞我爱读书时，我一般也会调侃地说：此中无深意，与你爱饮酒、跑马拉松、掼蛋打麻将、结交异性一样，都是“为多巴胺（或内啡肽）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