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祖凤
我叫张祖凤，今年57岁，是土生土长的南京江宁人。我的祖上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太爷爷逃荒来到江宁关山沿定居下来。
1981年我13岁小学毕业，爷爷奶奶已经去世，我的妹妹10岁了，还没有上学，在家带6岁的弟弟。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对父母提出辍学带弟弟，给妹妹上学。父母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在现实面前还是妥协了。
1983年春天，弟弟上学了。父亲带我去雨花台区安德门附近的朋友家玩。他家的院子里，养了许多全身白羽的母鸡。父亲的朋友介绍，这个鸡叫“来航蛋鸡”，通过意大利来航港走向世界各地。因其产蛋率高，被引进国内饲养。
父亲很感兴趣，请朋友帮忙捉200只小鸡给我饲养。小鸡养得顺利，到了秋天就产蛋了！鸡蛋是我每天挑到镇上去卖的。父亲觉得有利可图，扩大了养殖规模，养了500只蛋鸡、9头猪，还承包了村西面20多亩的大路塘养鱼。
父亲看我做事踏实勤快，买了一台巴掌大的宝石花牌收音机作为奖励，我简直高兴极了！我和收音机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一边养鸡做家务，一边收听许多评书、小说和中外名著改编的广播作品，由“听”进入了文学的世界。
其实我一直很爱学习。有次卖完鸡蛋，我挑着两只空篮子来到供销社图书柜台，买了一本养殖书籍。从那本书里，我学会了食物链养殖法，把鸡粪发酵喂猪，猪粪发酵喂鱼。我父亲给我订过一本《江苏儿童》杂志，里面有许多故事，我到现在还能记得——
《一元钱》的故事里说，有个孩子好吃懒做，不爱劳动，他父亲担心孩子的未来。有一天父亲对孩子说，让他出去挣一元钱。孩子出去一天，也没有挣到一元钱，央求母亲给了他一元钱，谁知父亲看也没看，就把钱扔到火炉里去了。第二天依然如此。直到第三天他真的含辛茹苦挣到了一元钱，眼见父亲把钱扔进火炉，他把手伸到滚烫的火炉里抢回了钱——父亲才高兴地拍着他的头说：“只有你辛勤劳动挣来的钱，你才懂得珍惜。”
这个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父亲又给我订阅了《大众医学》《江苏农业科技报》。这些书刊报纸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1984年3月，我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小小的机遇。江宁陶吴乡政府给了乡里两个名额，推荐两名养殖大户去江宁县委党校学习一个月。
我是其中一个。当时我16岁，在班上年纪最小。我第一次来到县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党校学习的一个月里，每天都有老师给我们讲授关于养殖和种植的知识。每次上课我问题最多，常常举手提出问题，热心的养殖专家卢圣尧老师总是细心给我解答。
一个月的学习时间真是美好又短暂啊！我从党校回来之后，深感知识储备不够，就到同村的小伙伴那里，借来初一课本回来自学。白天我卖鸡蛋、喂鸡、打扫鸡舍、做饭洗衣、下田干农活等。晚上我打开书本自学，不懂的地方做一个记号，第二天去向小伙伴请教。这样的学习，我坚持了半年多。
父亲问我：“你想读书吗？”“想读，”我又说，“家里的这些事怎么办呢？”父亲慈爱地说：“你想读就去读，这些事有我和你妈呢！”
父亲去王山中学找到老师，让我进了初一（1）班学习。那一天是1984年11月18日，那一天的语文课已经上到吴晗的《谈骨气》，我永远记得。
我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所有的课程里，我最喜欢上语文课。初三的语文老师陈正华有一次布置了一篇作文《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我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篇《留在收音机旁的回忆》，把我一边劳作一边听广播的趣事写了出来。
没有想到，陈老师竟然把我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课后他还用油墨印了54份，班上同学人手一份。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从此，我爱上了文学。
1987年中考，我考了531分，以一分之差落榜。虽然被淳化幼师中专录取，但考虑到我是家里的长女，已经19岁了，我应该为家庭减轻负担。我决定到社会上，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读“没有围墙”的大学。我在心里想，只要愿意学习，什么时候都可以学习。
1987年秋，我来到县城附近的上坊镇，在一个鸡场里打工。鸡场的指导老师恰好是党校教我们养殖课程的卢圣尧老师。他得知我喜欢读书，特地请他的朋友、当时《江宁报》的记者杨爱筠老师在江宁图书馆给我办了一张借书证。
1988年春，我去江宁县工会读夜校的职业高中。白天上班，晚上骑自行车来上课。工会里也有一个小型图书馆，我花了5元押金又办了一张借书证。
1989年，我接触到席慕蓉的诗集《无怨的青春》，因为喜欢那些诗歌，就把整本诗集从头到尾抄写下来。后来又接触到三毛《撒哈拉的故事》，也是边看边做笔记。我从报纸上看到大学生喜欢读弗洛伊德、尼采、康德，就从图书馆借来阅读，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但对个人成长还是有好处的。同时又借了《傅雷家书》《红与黑》《大卫·科波菲尔》等。脚步无法抵达的地方，文字可以。每天除了工作，我的闲暇都用来读书，感觉生活异常充实。有书读，正值青春期的我也不觉得空虚与失落。
1990年春天，我的职业高中课程学完了。我想回到乡下从事养殖，改变家庭贫穷落后的面貌。同年夏天，我和16岁卖鸡蛋时认识的苏北少年蔡国宏重逢。他已学了木匠，这几年在外面给人家打家具。我们相谈甚欢，他说想回老家养殖甲鱼，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1991年元旦，我和蔡国宏结婚，随他来到苏北宿迁生活。过了二月二，蔡国宏外出上海做木工去了，我一个人在家种田。我白天在田里劳作，晚上回到家里就给他写信，诉说我的生活和相思。现在翻看我们那时写的两地书，就像王小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简直可以出一本书了！
1994年，老公的亲戚帮助我们在镇上，开了一个20平方米的种子店给我经营。我买来《蔬菜栽培技术》等书籍，又订阅了《江苏农业科技报》，指导农户科学种菜，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很快把生意冷清的小店，做得风生水起。生意稳定之后，我又开始从镇上的“三乐书屋”借书来看，借一本书只能看10天，一本《红楼梦》被我囫囵吞枣读完。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开书店，我去他那里买了很多书，前前后后一共买了100多本，全部读完，写了100多篇读书笔记，大部分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2006年，74岁高龄的陈正华老师和几位老师创办了《云河诗友》诗词杂志，2008年，我开始跟陈老师学写古体诗。2009年，我跟诗人土牛、季川老师学写现代诗。2016年我第二次创业（这段生活经历后来写成散文《从头再来》，在“扬子江文萃”公众号发表），2024年我又重拾文学爱好，一年多来在全国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诗歌、随笔、书评等100多件。
苦尽甘来半辈子，我和老公“升级”做了爷爷奶奶，尽享天伦之乐。
回顾我这半生，不管我到哪里，不管我做什么工作，在柴米油盐酱醋茶浸润的日子里，我都热爱读书，正如塔莎奶奶所言：“主妇可是个伟大的职业，没什么可羞怯的。身为主妇并不代表无法钻研学问。你当然可以一边熬煮果酱，一边阅读莎士比亚。”有书籍陪伴的生活，让我的一生都过得充实、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