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安 莹
在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李兵有一个延续了20多年的习惯：重大复杂颅底肿瘤手术后，病人的第一口水和第一口饭，由他来喂。
“我们要看看他的吞咽反应，这是判断神经功能恢复的重要指标。”这对他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这件“平常事”，他从不让别人来做，也从不省略。
一把“小李飞刀”，闯进大脑的禁区
1997年，李兵大学毕业来到无锡二院神经外科。那时，这个科室被很多人称为“血拉吧叽”的地方——手术视野血淋淋，病人病情又重又急，半夜三更被叫来是家常便饭。年轻的医生们更愿意选择普外科、骨科，神经外科少人问津。
李兵留下来了。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写病历、管病人、上手术台当助手。慢慢地，他觉得自己“哪方面都不足”，于是考研究生、读博士、做博士后。医院派他去国外深造，从德国慕尼黑大学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神经医院，他带回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一种理念。
“以前我们追求把肿瘤切干净，外国专家更在意切完后神经功能保没保住。”他说。
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曾是手术禁区。尤其是颅底手术，神经血管纵横交错，像一张蜘蛛网。李兵要做的，就是把肿瘤取出来，又不损伤这张网。他巧妙地将神经内镜和显微镜结合，大大提高了术后神经功能的保留率。
有一台手术，他从早晨8点做到晚上11点，整整15个小时。患者的颅底脑膜瘤包绕了椎动脉和后组颅神经，一旦损伤，患者会呛咳、无法吞咽。李兵像小鸡啄米一样，一点点分、一点点剥，最终将肿瘤全切。患者顺利出院，至今正常生活。
手术做完，他累得往手术室地上一躺，但第二天早上7点30分，他准时出现在病房交班查房。
正是这样的硬功夫，让他赢得了“小李飞刀”的名号。一名50岁的男性患者，患听神经瘤已3年，肿瘤长到5厘米，达到Ⅳ级，属于最高级别。因手术风险极大、面瘫概率极高，患者辗转多家大医院均被拒收。经病友推荐来到市二院，李兵评估后说：“还有希望。”他成功为患者完整切除了肿瘤，术后没有留下任何面瘫症状。患者和家属感激涕零：“你不仅救了我，还救了我整个家庭。”
找他手术的患者有不少来自外地，他的年手术量达150台左右。有时一台大手术就要十几个小时，但他从不叫苦。“我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还能为患者带来健康，已经很幸运了。”他说。
“第一口饭，我来喂”
重大颅底手术后，患者的吞咽功能是需要重点观察的。
“护士也可以喂，但我自己要看看他的反应。”李兵说，“这是我们医生的判断。”
还有比喂饭更难的——沟通。一位聋哑患者颈椎长了个神经鞘瘤，他的妻子也是聋哑人，一个女儿在日本，另一个在南京。整个治疗期间，李兵和患者交流全靠写。十六开的纸，他写了二十几页。
患者出院时，用哑语特有的姿势向他表达感谢。李兵至今保留着那些手写纸的照片。
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三叉神经痛做了手术。术后疼痛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类手术有效率大约80%到90%。老人没有抱怨，没有投诉。如今，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李兵的门诊，有时带点家里种的菜，有时什么都不带，就坐着和他唠唠家常。
李兵忙的时候，老人就安静地等在门外。等李兵稍微空下来，进去坐几分钟，聊聊最近的身体，聊聊家里的琐事。
“这种感觉，说不出来，就是暖。”李兵说。
“一个人成长有限，要带着科室一起成长”
刚到二院时，为了提升显微外科技术，李兵自费买了几十只小白鼠，每天下班后无论多累，都钻进一间老旧的小屋，用一台老旧的显微镜练习血管吻合。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通宵。正是那段艰苦的训练，让他熟练掌握了显微手术技能，手术并发症极少。
“患者把命交给我们，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池。”这是他常对年轻医生说的一句话。
如今的神经外科，从当初的一个病区、几个人，发展到三个病区、86张床位。“一个人成长有限，要带着科室一起成长。”已经是科室主任的李兵把年轻医生一个一个送出去学——学外周神经疾病、学血管吻合、学颈内动脉剥脱。
每周一，科室早学习，年轻医生把自己的手术录像调出来，大家复盘。“哪里做得好，哪里还有不足，我们一点点抠。”
“以前的培养模式，10个医生经过10年培养，就像10个同样的人。”李兵说，“我的目标是，10个医生经过培养，变成10个各有特色的人。”
近30年过去，当年那个觉得“血拉吧叽”的年轻医生，头上添了白发，手上有了老茧，但依然每天7点半准时出现在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