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现代化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 胡佳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数智化场景快速接盘的全球化、现代化当下，资本的形态、运动方式与社会影响日益复杂，其跨域渗透与深度嵌入正在重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改革牵引高质量发展，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因此，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规范并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已成为亟待深入阐释与解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引导资本的出场逻辑

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其运动规律深刻影响社会生产关系与发展格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深入剖析资本问题，核心在于厘清三大关键维度：首先是克服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对于“资本”属性的偏宕窄化认知问题，即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将资本与资本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揭示作为物化“中介”的资本的表现形态与其被遮蔽的本质问题，剖析资本外在物化形式的呈现特征，拨开表象迷雾深挖其内在社会生产关系本质。再次是阐发资本的社会形态的动态演变问题，即资本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断改变自身形态和运行方式。这三个问题也可以概括为：资本的本质属性、资本的功能价值、资本的历史实践性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如何“出场”的重要理论框架。中国式现代化引导资本的出场逻辑，正是在辩证分析资本个性与本性、资本一般规律与特殊运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这一历史性存在的自我扬弃过程的深入理解，形成了从“历史必然”到“实践自觉”的完整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引导资本的运行逻辑

资本在中国的运行逻辑，集中体现为“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这一逻辑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对资本二重性的深刻剖析，又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核心机制。从活力维度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持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释放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创造活力。从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党的二十大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制度探索与完善进程中，始终坚持激发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特别是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础制度方面，为资本依法规范运行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有效调动了各类资本的积极性。从秩序维度看，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法律制度约束规制资本运行逻辑，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有效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粗放式野蛮生长。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若缺乏有效规制，易导致市场垄断、金融脱实向虚、要素配置失衡等风险。中国式现代化强调通过法治化、制度化的秩序框架，加强对资本活动的全过程监管与引导，明确资本行为边界，筑牢风险防控底线。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确保资本运行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人民福祉的根本政治保障。活力构成发展的动力源泉，秩序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在引导资本运行中，既注重通过制度创新释放资本活力，又强调通过制度约束防范资本风险，在动态平衡中实现资本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的根本目标。这一运行逻辑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成为区别于西方自由放任型资本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引导资本的超越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引导资本的超越逻辑，既非对西方资本逻辑的全盘否定，亦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简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要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中国从被动卷入资本逻辑的世界历史进程到积极利用资本逻辑来发展社会主义又制衡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塑造了资本治理的一系列独特现代性超越逻辑。其一，制度逻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其二，发展逻辑。遵从资本逻辑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逻辑，摒弃西方资本本位的发展模式，开辟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其三，动力逻辑。根据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是否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一评判标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认、利用、引导资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进程中注重“张力”与“边界”的双重逻辑，通过“张力调控”释放资本的生产力功能、“边界约束”抑制其破坏性倾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既要利用资本，又要驾驭资本”的新范式。这既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至上”的异化道路，也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消灭资本”的教条局限，对西方资本逻辑进行历史性超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治理范式，开创出一种与马克思视域下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高度契合的新的文明形态。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州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