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春晖
书肆归来偶得签名本，是爱书人一份难以言说的喜悦。明末文学家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藏书家阿英亦自道“癖性难除，一有闲暇，总不免心动，要到旧书店走走”。对书的热爱往往凝结于那些留有作者手泽、带有作者体温的签名本上，因而每逛旧书肆时，我总对签名本多留意几分，若遇心仪之作便欣然购藏。若有熟悉的作者，“好书之徒”如我更常寄书请其再题，也就是当下年轻人所说的“To签”，别添意趣。
这些年来，我辗转觅得并恳请再题的签名本，每一册背后都有一段书缘。
刘益善在其《红帽子黄帽子》上再题：“这是我当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时送出的一本书。十三年后春晖先生从网上淘来寄我题签。贾平凹也是将送给别人的书在别人卖了后他又买回来，再签名送一次。我觉得这书换一个主人更好。”这般流传，恰如陈子善所言：“譬如你从旧书店买了一本签名本，这本书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到你手里，里面可能有着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断或续的故事。”
张铁荣《周作人平议》，本是赠北京鲁迅博物馆同人之书，意外流出后为我所购，他再题时亦感：“此书想来颇有意味，出版时赠北京鲁博诸研究者每人一册，以谢在兹之关照。不想此册流出，巧遇有心人购得，嘱签名留念，实为趣事。一册小书之流浪常知，但发生于我辈身上实不多见，且可记也。”同样，在任蒙的《戏说红尘》上，他感慨：“一些友人淘汰旧书很正常，能再从网上找回来，尤为可贵。”寥寥数语，道尽旧书重逢的欣喜。
有些签名本，则有更深远的人事记忆。董味甘主编的《阅读学》再题时，他追忆感叹道：“当时中国写作学会、中国阅读学会都在为学科建设的现代化、科学化而奋斗。我是两个学会的创始人，编出这本书，也算是尽了开拓者的责任。在当时也产生了影响，可惜的是后继无人，当年一起工作的同仁，终于风消云散，不免感慨系之。”笔墨间，满是学术拓荒者的初心与怅惘。
诗人未央曾奔赴朝鲜从事战地文艺创作，在我所藏《战斗在上甘岭》上签名，书中更有电影《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原型王清珍亲笔题字“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使这本报告文学集承载了跨越时代的回响，笔墨虽简，字字千钧。
而《苏联的民主》一书，因钤有“中原大学图书馆”藏章，我特请曾执教于中原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观览，他感慨道：“此书原为中原大学图书馆收藏，最早可能属于华北大学，一九四八年中原大学在河南宝丰成立，华北大学一批干部、教师南下支援，据说全部图书只有两匹马载运，号称‘马背上的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原大学全部南迁武汉，想必又把书带来江城。睹物思往，不胜感慨。”这本历经战火硝烟辗转多省的旧书，盖有藏章，贴有图书馆“借阅要则”，摩挲着泛黄的书页，题跋之中，仿佛能触摸到岁月的温度。
藏书家卢玮銮曾说，让作家在书上留一点笔迹，几十年后摩挲那些痕迹，便能勾起往日情谊与回忆。陈子善亦指出，签名本之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其流传过程中所附着的交往史与时代印记。每本签名本，从保存、流传到散佚，都有一个故事，当中可能包含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签名本中可以考察作者的文坛交往，以至了解作者的著书缘起、思想变迁。一本有上款、下款和作者题词的签名本，可以说是更完善更齐备的签名本。我的这些再签本，“签”上加“签”，层层叠叠的笔墨里藏着书与人的相逢、人与岁月的对话，可见人情往来，可窥时代变迁，这或许是签名本收藏最动人的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