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正平
读书人以书桌为伴。干实业著名的张謇，说到底还是一个读书人。张謇办厂不是一辈子，但读书、写书、用书，伴随了他一辈子。
张謇人生粗略地分为前半生、后半生，1894年前，主要是“士人”，主体是学业，学国学和人文精神，多次出入考场，答理论的卷子，为中华民族找道路；1895年后，主要是“商人”，主体是实业，学西学和科学精神，创办数十家企事业，答实践的卷子，为家乡找出路，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通开创了近代辉煌。
状元张謇在书房留下来的文字，目前已经有600万字之多，散佚的仍在不断发现中。关于读书，张謇认为，一个人在30岁之前是最好的读书时期，30岁至70岁之间，是做事时期，之后，重新回归书籍，他说“七十正是读书时”。
年少时，张謇首先就在课堂的学桌前读书，一方小木桌寄托了他所有的梦想。12岁时，老师以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脱口而出：“我踏金鳌海上来。”父亲张彭年颇为喜欢这个立大志的儿子，决意要把他培养成读书人。20岁的他就开始写日记，日记里，经常提到的便是读文、作文、誊文、临帖、写字，一读就是一连好几天，为读书“早起”两字频现。
“学而优则仕”。张謇先后20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起早贪黑，在场屋上度过了既劳心又劳力的160多天。写就的最为著名的文章之一，就是1894年41岁参加殿试时的考卷 《水利河渠要旨》，他提出了“治水先从低处下手”的要论。早年，他认真研读过明代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清初靳辅的《治河方略》等前人水利著作，积累了丰厚知识。正是凭借这份出色的答卷，又有恩师帮助，他荣膺状元。
张謇游走在各地，也到过朝鲜、日本。于是，他将书桌搬到了行旅中，把边走边思全部记录了下来。最为典型的，便是访日途中撰写了《癸卯东游日记》详细记载下在岛国日本的所见所闻。正是这次游历，给张謇以很深刻的视觉乃至心灵的冲击，也使善于学习的张謇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认识了中国与日本的鲜明差距，从而，直接模仿、参照日本的决心和信心愈发坚定。
书桌前，张謇除了读书、写作，还有写书法。张謇在实业、教育、公益慈善事业三大领域发力，用来发展慈善事业的资金，既有企业盈余，又有以他个人为主的募集，直接的个人力量就是发挥传统知识分子的能力：鬻字。70岁高龄时，仍在为以筹款维持慈善公益事业而“鬻字一月”，并诚恳表示任何人能助慈善并公益事业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不论所得多寡。目下，他的题字遍布大江南北，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东南大学和温州图书馆的题字。早期温州图书馆设在籀园，大门青石匾额“籀园”两个字，以及东南大学图书馆门额上“图书馆”三个字，就是由张謇题写。
读书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为训。张謇以书为伴，以读文、撰文为趣，这从他的整部日记可见一斑。直到去世前，仍然在记录自己人生，一生留下了诸多名句要言。如：“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
张謇在四书五经中苦读，在交游中广为涉猎，更在实干、实践中读。信奉经世致用的张謇，书桌前苦读的目的就在于用。张孝若在《张謇传》中写道：“我父对于先进国工商业的沿革和发展，都能十分地虚心采访，精究人家的经验长处，来供自己参考。所以美国的大赉陆白脱，日本的涩泽荣一和大仓喜八郎都是他的好友。”
读书读到最高处，用书用到精妙处。张謇通过读书交友，眼光大为拓展。他曾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给我们的启示是：读书在“求”，写作需“勤”，运用要“实”。张謇的状元书桌在书房，更在中华大地上。张謇说过，“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他的成功，虽然没有实现读书、当官这一传统意义上的人生双峰，但创造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学业、实业上的双峰。
时过境迁，张謇使用过的书桌已经不在，然而，他在桌前的身影仍然还在我们的心中。读书人出身的士大夫，起而行之，转入商海，在南通留存“中国近代第一城”文化遗产，以及作为企业家的精神财富，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依然是南通和我们国家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