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华人双语作家作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 唐红英

双语创作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享誉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奈保尔、石黑一雄等都是运用双语进行创作的。华人双语作家是指那些出生并成长于中国而后来长期定居海外，且使用双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华人作家。他们与生长在海外的华裔作家有明显区别，他们前期的生活植根于中国文化语境，后期又适应了外国新语境，在双重文化的交叉融合中他们获得了文学创作的“杂合优势”，在用双语讲述中国故事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在全球化的今天，华人双语作家的创作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世界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乃至中西文化的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华人双语创作最初始于一个多世纪前，主要包括容闳、辜鸿铭、德龄公主等著名作家。上世纪30年代末，林语堂开始英文创作生涯，共完成八部英语长篇小说，《京华烟云》（A Moment in Peking）曾被国际笔会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林语堂本人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黎锦扬赴美后创作了十余部英语小说，其长篇小说《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曾登上《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排行榜”，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和好莱坞电影风靡欧美并流传至今。

华人双语作家主要分布在欧美和东南亚。相较之下，欧美的华人双语作家成就突出，拥有较好的读者基础并融入居住国的主流文学，有相当一部分获得了当地主流文学的认可，赢得了居住国的嘉奖。可以说，他们以世界华人文学之姿渐渐汇入世界文学的长河。比如，美国华人双语作家裘小龙，他志在让世界认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用英语创作了十多部讲述中国故事的陈侦探系列小说，并获世界推理小说最高荣誉——安东尼奖，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畅销海外，被英国广播公司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入选美国大学教材，成为美国亚裔文学课程内容，还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作为社会学教材使用。以英语创作的华人作家还有张爱玲、哈金、闵安琪、李翊云、陈达、毛翔青、严歌苓、王屏等。女性作家中闵安琪和李翊云较为突出。闵安琪成名早、创作多、产量稳，基本上每两年推出一本小说。她把女性问题设定在中国历代政治背景中，作品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她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红杜鹃》一炮打响，一跃成为当年《纽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并先后在4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近年异军突起的青年女作家李翊云，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获得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奖等多项国际文学奖，后由旅美中国香港导演王颖拍成同名电影，获第55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贝壳奖”。

除了在北美的华人双语作家，其他国家也涌现出一批这样的作家，如英国的刘宏、郭小橹等，法国的程抱一、戴思杰、亚丁、山飒、周勤丽、应晨、魏微、黄晓敏、杨丹、孟明、李金佳等，瑞典的李笠、荷兰的王莉莉、丹麦的京不特、澳洲的欧阳昱等。这些作家同样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华人双语作家的创作题材源于中国，因为他们有深刻的中国体验，且大多在中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在中国的成长过程，塑造了作家坚实的自我，中国根深蒂固于他们的体验世界里。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生长在美国的华裔作家不同，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源于亲身体验，而非从作为文化遗产传递者的“会讲故事的母亲”那里获得。他们脱离不了自己的东方文化之根，同时迎合西方主流文化以求读者和市场的认可，在东西方双重语境的挤压下获取生存空间，作品时时处处体现作家的身份间性和文化间性。从发展中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到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文世界到外语世界，双语作家的身份受到多方面的束缚，语言转换受到东西方语言差异影响，在他国受到中国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双重撕扯。华人双语创作的作品将目光投注在东方母国，以“他者”的语言，即异国异域的语言来表达故国故土的意识和传统，虽然有时候难免以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价值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的历史和自己的身份，但思想意识中流淌着中华文化记忆。

双语作家的“杂合优势”深刻浸润于其文本肌理之中。他们创造性融合中国叙事传统与西方现代技法。在描绘人物时，他们既会运用西方笔法进行绵密细腻的内心剖析，又会借用中国美学的留白原则，在关键情节处戛然而止，赋予故事东方式的含蓄与想象空间，让目标语读者在熟悉的叙事节奏中，感受到陌生的审美韵味。这使得故事的情感结构与哲学内核是东方式的，而其呈现形式却符合西方读者的文学惯例，创造出一种既熟悉又新奇的阅读体验。杂合的另一大特征是语言本身的杂合。当他们以英语、法语等外语写作时，中文的思维节奏、文化意象和修辞方式常常成为一种潜在的语言底色。他们会有意无意地摒弃冗长的西式从句，转而追求汉语般短促、具象且富有弹性的句式；将“江湖”“缘分”“气”等难以直译的文化概念，通过解释性语境自然植入外语文本之中，以承载双重文化的灵魂。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独特的“杂合”优势也伴随着相应的挑战与困境。比如，在文化翻译层面，他们必须在原汁原味的文化传真与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这种跨文化的写作姿态，有时也导致其与母语读者之间的隔阂。

华人双语作家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文化有情怀，对汉语和外语敏感度高，更善于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同时，他们比其他中国故事域外讲述群体有更强的读者意识，更了解目标语市场需求，且有一定的读者基础，对作品的出版、传播等更有经验。因此，充分认识并善用华人双语作家这种独特的杂合优势，理解其跨文化表达的复杂性，而非简单地以是否完全真实来评判，这对于更有效、更深入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