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妍娇
文艺是精神建构的重要方式和载体，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让文艺服务于抗战需要的思想深入人心。“宣传民族救亡、抗击侵略”因而成为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核心主题。苏南、皖南地区大量抗战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发挥着唤醒民族意志、凝聚人心、记录历史的重要作用，文艺事业欣欣向荣。
在革命旋律中凝聚抗敌伟力。抗战时期，利用歌曲宣传动员操作容易，见效快捷，适应广泛，成为我们党反复采用的重要方式。抗战歌曲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以写实笔触勾勒抗战图景。当时在溧水、六合等地区有业已在全国流传的《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经典作品，也有结合本地斗争实践和本土风土人情创作的特色歌曲，如《茉莉花》《石臼渔歌》等。在激励军民士气的同时，抗战歌曲更发挥着传递军令、政治动员的重要功效。1939年，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创作属于新四军自己的“马赛曲”——《新四军军歌》。这首歌曲的诞生凝聚了军部的集体智慧，展现出我军坚决东进抗敌和进军敌后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及根据地人民。1940年底，在新四军即将撤离皖南云岭、北渡长江之际，袁国平又创作《别了，皖南》，让大家明白部队北移的重大意义，更鼓舞同志们振奋精神，到江北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这两首歌对激励新四军将士坚持抗战到底起到了筑牢精神根基的作用。
在文化传承中熔铸抗战印迹。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和文化主体性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则更重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即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可以增强抗战胜利信心的有效素材，以更好地启蒙民众。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任天石参加了常熟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宣传抗日救亡，他以当时具有深远影响的《苏武牧羊》的旋律填词创作《八一三》，歌词中运用了很多吴地方言，非常适合当地人唱着歌战斗，“我伲老百姓，大家一条心。不管老，不管小，一齐来拼命！”《八一三》生动直观地向民众传达了只要军民团结、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民众中口口相传，红极一时。苏南地区同时十分重视用好用活地方戏种进行抗战宣传。六合洪山戏是南京地区一个最古老的剧种，当地著名民间艺人郝玉洲根据本地真人真事编演《寡妇庄》《王区长送子参军》《活捉赵东藩》等讴歌军民抗战事迹的剧目，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让群众更好了解党的政策主张、党正面抗日的态度等。在地方戏种中熔铸爱国情怀、英雄情怀和抗战内涵，使之成为记录本地军民英勇抗战的历史凭证，充分赋予了其时代内涵与价值。
在扎根群众中广泛赢得人心。全面抗战爆发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想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优势的敌人，唯有广大的激励人民的敌忾，发动大众的潜力”，而“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有力武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是在战火中诞生的“文艺轻骑兵”，以戏剧、美术、音乐、讲演等多种形式为武器，为国为民，忘我战斗。朱克靖是战地服务团团长，初创时期其成员大多为爱国青年学生，原本生活相对优渥。在朱克靖的悉心引导下，大家克服了骄矜之气，脱下旗袍、西装，换上军装、草鞋，迅速适应战地军民的生活。战地服务团工作突出群众性，坚持一切为人民服务。比如绘画组巧妙地用木刻、漫画、水彩画、油画等形式，边行军边作画、写标语，把抗日救国的道理、新四军的战绩以及军民合作的画面直接画在墙上、刻在纸上，群众一看就懂，这样的形式既增添了群众的生活乐趣，又达到了号召群众积极支持抗日、参与抗日的宣传效果。
苏南、皖南地区的抗战文艺实践，发挥了凝聚民心、动员抗战的作用，诠释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斗争的内在关联，其中不少经典作品为解放后文学艺术创作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市委党校、南京雨花台干部学院南京红色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