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探索革命文物活化路径

□ 李 飞

当前，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革命文物的保护与传播迎来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全新机遇。人工智能在数据整合、内容生成、传播方式优化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为革命文物突破时空限制、拓展传播半径、增强教育效能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也为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如何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坚守历史立场与价值底线，成为推进人工智能赋能革命文物活化利用过程中必须正视的现实课题。

完善历史本真性校验机制

革命文物的独特价值来源于历史真实性、精神真实性和政治真实性的有机统一。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红色资源的数字再现、语义重构和内容衍生已步入深度生成阶段，技术能力的跃升在显著提升创作效率、拓展表现形式的同时，也相对放大了史实偏差和价值模糊的风险。

基于此，要从制度与技术两个层面同步发力，构建以本真性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一方面，加快推进国家层面的革命文物标准化数据库建设，系统整合历史档案、口述史料与实物信息，围绕“文物—事件—人物”之间的关联，建立多语义标签体系，为人工智能训练和内容生成提供权威、可信的数据基础，推动红色内容生产由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另一方面，将技术伦理纳入革命文物活化利用的全过程管理，防止技术逻辑凌驾于政治和历史立场之上。可探索建立革命文物人工智能内容伦理审查机制，邀请党史、技术与传播领域的专家，共同制定《革命文物AI生成内容分级指南》，围绕历史还原度、虚构标识度、价值导向等关键指标，对内容生成、传播与应用实施分级审核和动态管理。特别是通过设置内容可信度提示和历史精度标注，引导正确理解历史，维护红色文化应有的精神厚度与价值高度。

构建“价值穿透型”传播机制

革命文物的数字化不能仅停留于形态再现和信息呈现层面，应着力于实现价值意义的有效传达。随着年轻一代逐渐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受众，以线性叙述和单向灌输为主的传统传播方式，在吸引力和转化力方面面临挑战。相关数据显示，约60%的青年群体倾向于参与性强、富有情感表达的红色文化内容，这对革命文物传播方式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要推动红色文化传播方式由静态展示向沉浸体验转变，由单向输出向共建共享转变。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面向青年群体的共创型红色传播平台，通过智能推荐和内容生成机制，形成以信念抉择、斗争历程和价值升华为主线的渐进式叙事结构，围绕革命人物的关键选择和精神转折展开差异化呈现，引导受众在情境体验中理解红色精神的内在逻辑。同时，鼓励青年群体在规范引导下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参与红色图像、历史事件及人物档案的二次创作，在主动参与中实现个人体验与革命记忆的情感联结，从而深化价值认同，使红色基因的传承真正成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共鸣的生动历程。

同时，要注重打通认知接受与实践行动之间的转化路径，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衔接的教育闭环。当前，“青年讲党史”“红色百景数字导览”“红色云展厅”等项目，已取得积极的教育效果，有效拓展了红色资源的传播维度。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在数字化学习和纪念活动之后，结合地域特点推送红色志愿服务、线下参观研学和纪念仪式等实践项目，引导青年将线上形成的情感认同转化为现实中的自觉行动，从而使革命文物真正成为塑造青年价值观、涵育行为养成的重要载体。

夯实革命文物数字化的基础支撑

总体来看，革命文物数字化工作虽已取得积极进展，但在治理体系、技术供给和资源共享等方面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想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革命文物活化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要在顶层设计和基础支撑层面同步推进系统性建设。

首先，应强化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与系统集成。在文化治理体系中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资源整合，促进革命文物数字化建设在区域之间、层级之间的协同推进。同时，加快信息基础设施的标准化改造，规范数据接口，整合馆藏资源、地方志书和人物志等多源数据，推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对接，为高质量内容生产提供稳定可靠的数据支撑。

其次，应着力推动技术资源向基层和革命老区延伸，缩小数字化发展差距。可通过实施革命老区红色资源数字共建工程，在条件具备地区布局分布式算力和技术服务节点，探索构建革命文物算力共享平台，并同步开发操作简便、功能集成的人工智能编辑工具，帮助基层单位低成本、高效率开展数字内容生产。如江西井冈山等地通过三维建模与AR技术活化革命文物资源，实现日均访问量超10万人次，显著提升了传播效果，体现了技术普惠对红色文化传播的现实价值。

再次，应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多元协同的公益生态。近年来，一些平台型企业通过开放红色文旅相关大模型接口，为地方数字平台提供语义识别、内容生成与智能检索等基础能力，有效降低了基层数字化建设的技术门槛，推动形成政府牵头、企业支撑、科研参与、应用落地的协同运行机制。这类“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探索，既提升了革命文物数字化利用的整体效能，也为完善红色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因此，可通过设立数字文化公益项目，引导互联网企业、公益组织和社会资本以算力支持、技术赋能和内容共建等方式参与革命老区数字化建设，逐步形成以政策引导为统领、社会参与为支撑、市场机制为补充的红色文化公益发展格局。

（作者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