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 孟薇 吴秋怡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本质是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释放数智潜能、激发社会活力，将人民文化权益保障从制度承诺转化为可感知的服务效能，进而构建与文化强国建设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相契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资源均衡夯实共享基础

推动城乡公共文化资源均衡配置，是实现文化领域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亦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基础支撑，其核心在于构建“以城带乡、城乡互补、共建共享”的协同机制。在“以城带乡”层面，要充分发挥城市在文化设施、专业人才、运营经验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开展数字资源系统性反哺、组织专业人才常态化下乡等方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精准、高效、持续下沉。在“城乡互补”层面，深入挖掘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地方戏曲、生态景观等独特资源，打造一批既具乡村特色又具市场吸引力的文化产品、文旅线路与文化服务品牌。通过举办城乡文化交流周、文化主题展览、非遗进都市等活动，促进乡村文化价值显性化，推动城乡文化资源实现互济互哺、价值共生、情感共鸣的良性循环。在“共建共享”层面，可探索建立“城乡文化合作共同体”。由政府统筹协调，推动城乡在公共文化设施延伸、文化驿站建设、产品创作等领域共同规划与运营，形成资源共用、品牌共创、收益共享的深度合作模式。让文化发展成果在双向流动中实现更高水平共享。

以数智融合重塑供给模式

“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数字技术是驱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与模式变革的核心引擎，其融合应用可系统性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数字化转换”夯实资源底座。推动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存储与管理，深入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将博物馆藏品、古籍文献、地方戏曲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识别、可存储、可调用的数字资产。继而打破物理空间对文化服务的限制，并为后续资源的全域整合、智慧管理与高效利用奠定基础。第二阶段，以“精准化供给”推动服务升级。在数字化资源转型之上，依托各级文化服务平台与多元参与渠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精准洞察与分析群众文化需求。通过绘制多维度的“文化需求图谱”，动态感知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偏好，实现服务内容的智能匹配与个性化推送。第三阶段，以“深度融合”创新体验形态。数字化转型与精准供给最终均导向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应用场景的有机互嵌。人工智能可辅助生成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新型文化产品；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可生动再现历史场景、活化文化遗产，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文化体验新空间。这不仅是技术手段的运用，更是以科技赋能文化内涵的深化表达，在极大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时空边界与表现维度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出虚实共生、人机协同的文化发展新生态。

以价值共创激发内生动力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置改革。”社会力量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其本质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共创。转变观念是引领，政府相关部门应从“办文化”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着力于顶层设计、规则制定、资源统筹与绩效评估。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公益创投等政策工具，广泛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多元主体规范、有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从而丰富供给品类、提升专业水平、激发市场活力。深化两权分置是关键。需在坚决维护设施公益属性与公有产权不变的前提下，科学界定所有权、使用权与运营权的权利边界与责任范围。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运营权授权机制、构建基于服务效能与公众满意度的动态监管与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运营主体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既充分释放社会运营主体在内容创新、管理提升、服务拓展方面的专业能力与创新潜能，又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方向与服务质量不偏离、不降低。构建多元共治新格局是目标。要积极培育“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确立群众需求导向、社会力量协同、政府监管托底的运行模式，确保人民群众的文化选择权、参与权与评价权在服务全流程中得到落实。此外，还要通过鼓励创设“社区实验室”“市民艺术空间”等开放式、参与式文化载体，引导公众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文化创造者与传播者。同时建立健全优秀共创成果的宣传推广与经验转化机制，通过标杆示范、案例传播、社会表彰等方式，提升全社会对公共文化事业的价值认同与参与热情，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作者单位：江苏警官学院、南京大学；本文系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CDIO理念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警务硕士研究生课程思政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JGKT24_C050〉、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24DJA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