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 慧
漫步苏州平江路，时光便悠然慢下。一脉碧水穿街而过，映着两岸素净的粉墙黛瓦。巷陌深深，雕花的木窗棂格半开半掩，墙脚苔痕斑驳，悄然勾勒出江南独有的温婉韵致。人人都说江南风物好，可那份浸润在巷陌肌理间、流转于寻常烟火里的“精致静雅”，究竟从何而来？
自明代起，“苏作”器物、“苏样”风格、“苏意”意趣，便从文人书斋与私家园林中悄然溢出，潜入寻常街巷，渗进市井日常，最终凝结为江苏文化中“精致静雅”的气质。它关乎一把椅子的线条、一件衣裳的纹样，更关乎着一种价值理念和生活态度。
近日，记者对话了苏州大学博物馆馆长李超德教授，听他解读江苏“精致静雅”生活美学的生成逻辑、核心精神和现代转化，探寻这缕穿越数百年的风雅气脉，如何持续滋养一座城的肌理、塑造一城人的姿态。
寻脉：“精致静雅”的三重内核
记者：自明代起，便有“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之说，请您谈谈“苏作”“苏样”“苏意”，如何从器物、风格、意趣三个层面，共同构建了江苏“精致静雅”的美学体系？
李超德：“苏作”“苏样”“苏意”，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至清代，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工艺与江南生活美学的核心概念，它们共同勾勒出一套以江南腹地苏州为中心、辐射全国的“精致静雅”美学体系。
这三者三位一体。“苏作”指的是传统工艺器物，涵盖家具（明式家具）、玉雕、竹木牙角雕刻、刺绣（苏绣）、装裱（苏裱）、砚台、扇子、乐器乃至叠山理水等众多工艺门类，其核心特点可以概括为“精、雅、巧、韵”。
风格之形是“苏样”，这是江南传统美学体系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流行风尚。它包括以苏州为范本的服饰、发型、起居方式、行为做派乃至陈设布局的整体样式，其特点是“时、新、雅、逸”。苏州曾经是明清两代的时尚之都，“机梭之声通宵达旦”“丝绸牙行千百家”，服饰从“百裥裙”到“水田衣”，发式从“牡丹头”到“钵盂头”，皆曾风行全国。
意趣层面的核心是“苏意”。苏州传统手工艺之所以能形成高雅的精神气质，得益于文人与工匠之间的深度交融——“文匠互哺”，使得文人意趣直接注入造物实践。这种意趣也折射出江南人在富足生活之余的“闲、隐、赏、玩”的生活态度。可以说，“苏作”是承载“苏意”的物质载体，“苏样”是“苏意”外化的生活形态，而“苏意”又是驱动“苏作”与“苏样”不断演化的精神灵魂。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体到社会的完整东方美学体系。
记者：江苏的“精致静雅”美学，与北方宫廷的“华贵”或民间生活的“质朴”相比，其根本差异体现在何处？
李超德：这三者的区别，本质上是文化主体、精神内核与社会功能的不同。北方宫廷的“华贵”，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美学，其本质是权力的视觉化表达，旨在展现“威”与“礼”，强调等级与权威。民间生活的“质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生存美学，其本质是生命对环境的适应与创造，注重“用”与“存”的平衡。而江南传统生活美学的“精致静雅”，则是由文士等中间阶层创造的文化美学，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远离权力中心，同时也超越了仅为生存奔忙的层面。于是，他们得以将才智与情感，倾注于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化的生活世界，其本质是“文心”的生活化呈现。它是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之间，开辟出的一个充满诗意的“中间地带”，提供了一种关于“如何诗意地栖居”的生活方案。
流变：从私园到市井的渗透
记者：“精致静雅”最初多体现在文人书斋、私家园林和手工艺品等私人领域。这一美学特质如何从私人特质，逐渐演变为江苏城市公共空间（如街巷、市集）的普遍品格，乃至内化为江苏人共同的文化气质与生活方式？
李超德：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过程，是通过空间重构、经济互动与文化交流逐步实现的。我们可以想象明朝苏州的场景，商贾云集，舟车络绎。成功的商人在积累财富后，热衷于“造园”，他们延请文人设计师、招募苏州香山帮的匠人，在自己的宅院里营造缩微山水。这些园林虽属私人，但却产生了强大的辐射效应。例如晚清时期苏州顾文彬的“怡园”，营造之初原本是私密性的园林，因为园主经常举办文人雅集、艺术鉴赏活动，使得原本私密的园林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公共展示与交流的功能，是江南精致美学从私人领域迈向公共空间的最初尝试。
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高素质工匠群体由此形成，他们在服务显贵之余，也将技艺用于为中产之家制作“简版”家具、文房清供，使得“苏作”精髓得以向下渗透。
及至当代，这一过程在城市更新中得到了自觉的延续与升华。各地都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路径：扬州广陵路、南京小西湖片区等体现了将传统美学精神基因植入城市肌理的智慧。通过持续的空间再造，“精致静雅”逐渐从文人雅趣沉淀为地域性的文化自觉，在公众参与和日常体验中，凝结为深厚的文化认同与集体气质。
记者：我们在今天的苏州平江路、南京老门东、无锡清名桥沿岸等地方，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些成功案例如何在保护更新中，超越“建筑外壳”的修复，真正延续“精致静雅”的精神，实现了“活态传承”？
李超德：这些案例超越“建筑外壳”的修复，转向了“场景重构”“主体参与”与“社区共治”的深层实践，其核心逻辑是将“精致静雅”从一种历史风貌，转化为一种可继续生长的当代生活方式。
我曾在苏州平江路居住过十年，可以说是平江路更新改造的见证者。平江路完整保持了“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和“一人巷”的小尺度街巷。这不仅保存了视觉上的“雅”，更重要的是守住了“静”的空间前提——人在其中自然会慢下脚步，这恰恰是“精致静雅”得以存在的物理基础。
在功能融合方面，南京老门东也做得不错。它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将设计师店铺、文化餐饮等现代商业“镶嵌”于历史街巷。允许新功能存在，但通过建筑形式、业态筛选（如拒绝连锁快餐），确保新功能服从于整体的历史氛围与雅致格调。
无锡清名桥沿岸的“枕河人家”，其精髓在于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原住民。河边晾晒的衣物、窗台摆放的花草、午后闲坐聊天的老人……这些未经设计的日常场景，与修缮后的古桥河道共同构成了活色生香的生活气息。它不是静态的布景，而是依然跳动着的生活现场，这正是“活态传承”最动人的体现。
此外，从设计的角度看，我认为日常美学的渗透也十分重要。从店铺招牌的字体、橱窗的陈列，到公共空间的座椅、路灯甚至花箱的摆放，都需要经过统一而克制的审美把控。这种对细节的追求，能让“精致”从宏大叙事，真正渗入人们触手可及的微观体验，让美学成为一种可感可知的日常。
新生：让古典美学滋养当代生活
记者：“精致静雅”背后，融合了文人的审美情趣和工匠的技艺精神，您认为这种文化基因，如何呼应今天我们倡导的“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理念？
李超德：“精致静雅”绝非过时的美学，而是一套关于如何创造、如何生活的深刻哲学。从“创造”维度看，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原型。“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驱动、质量优先，其内核是追求卓越的产业伦理。“精致静雅”所蕴含的苏州传统工匠精神——无论是苏绣“以针作画”的写意，还是明式家具“无一多余之榫卯”的精准，都体现了“心手合一”的境界，这为今天从“制造”迈向“精造”“智造”树立了追求极致的职业伦理标杆。历史上“文匠互哺”的模式，即文人提供美学思想，工匠实现技艺突破，恰恰映射了当代“跨界协同创新”的理念，强调审美、功能、人文与工程的深度融合。
在生活维度上，“精致静雅”为“美好生活”定义了品质内涵。美好生活固然需要物质基础，但更追求精神满足与生活意义。“精致静雅”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方案，它将审美融入日常，让品质成为习惯，使生活本身成为一种艺术。
记者：当前，一些历史文化街区面临“同质化”“表象化”的质疑，将“精致静雅”简单化为消费布景或标签。如何避免这一深厚美学传统沦为浅层符号？在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如何让其真正转化为驱动当代发展、提升生活质量的内生动力？
李超德：这确实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中最核心的挑战，其关键在于实现一个根本性转变：从“利用文化元素”转向“建构文化生态”，使生活美学的追求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具体而言，需要推动“精致静雅”从专门的“景区体验”或“消费符号”，回归到市民可感知、可享受、可参与的日常生活场景与公共服务之中。
这需要多路径探索：其一，推动公共空间的“雅化”。将“精致静雅”的标准，应用于普通社区改造、街角花园、公共交通站点、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享受到设计精良、充满关怀的公共细节。其二，促进教育体系的“融入”。在中小学开设基于地方美学的“生活教育”课程，如园林美学入门、传统手艺工作坊，培养下一代对本土文化深度的认知与情感。其三，实现社区治理的“赋能”。支持居民基于共同美学趣味，自发组织街区美化、节气雅集、社区刊物编撰等活动，让“精致静雅”从被管理的客体，变成居民自主营造主体性和社区认同感的实践。
更深层来看，这其实需要一场深刻的“范式革新”。我们应跳出单一思维，致力于让“追求卓越、关注内涵、营造和谐”的“精致静雅”精神，渗透到城市规划、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市民交往的每一个环节。唯有如此，这一深厚的美学传统才能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增强城乡魅力、提升人民幸福感的持久文明动力，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享有更富美感、更从容、更自在的生活。